第四個特點，是我們的刺激性政策的邊際效應明顯遞減。這個在歷史上已經發生過，1929年美國發生了危機，羅斯福1933年走馬上任，當了美國總統以后，實行了一系列的刺激性政策。1936年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主張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進行刺激，他的結果是短時間之內好象經濟增長速度好象很快，恢復了經濟，但緊接著而來的是滯脹，因為它沒有解決產業結構調整的問題，是平面地復制原來的產業結構。所以，后來裡根、撒切爾夫人上台以后，面對的問題是怎樣解決滯脹的問題。這個刺激性的政策，它的唯一的好處就是眼前的經濟增長，它可能帶來很多很多的負面問題，比如說它延誤產業結構的調整，比如說它延誤創新，比如說多發的貨幣會造成通貨膨脹。
我在人民大學給研究生教資本論，我曾經問學生，按照馬克思的貨幣理論，應不應當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什麼是馬克思的貨幣理論呢？就是一隻綿羊等於兩把斧頭，兩把斧頭既是貨幣又是財富，因為馬克思說了，貨幣是從商品交換中分化出來，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產品。
現在舉一個現代的例子，八個面包換一雙鞋。八個面包既相當於貨幣，又是財富，它不會發生通貨膨脹。現在有了紙幣了，先用八塊錢，八個面包換成八塊錢，用八塊錢買一雙鞋，這八塊錢后面有實實在在的財富支持，有八個面包。現在面包還是八個，想要兩雙鞋，銀行多發了八塊錢，16塊錢，給造鞋的人說，你給我造兩雙鞋。大家想一想，造鞋的人會發現第一雙鞋造完了，第一個八塊錢用完了，第二個八塊錢買不到東西，這就是多發貨幣。多發貨幣的更嚴重的影響，這個刺激性的政策，是水漲了船漲的人佔便宜，水漲了船沒漲的人吃虧。誰的船沒有漲呢？廣大的老百姓存在銀行裡面防老的錢，這方面它的水漲了船沒有漲，所以，人們心裡不踏實，用這個錢買不動產保值增值，最后直接影響到貨幣的信用。
所以，我們應當強調市場經濟的體制的自我調節，經濟發展有周期，你不要認為經濟處於低潮的時候是退步，其實它恰恰是進步，是要淘汰原來的落后的產能和落后的產業結構，再次佔領市場的時候，必須是先進的。而刺激性的政策，邊際效應遞減，我們不能再用刺激性的政策了。也就是說，新常態下，應該謹慎地使用刺激性政策，而更著重於制度性的政策。
第五個特點，從產業組織角度來看，競爭更激烈了，兼並重組是不可避免。還是資本論吧，在資本論裡面，馬克思講到資本積累的時候，講到這麼一句漂亮的話，什麼樣漂亮的話呢？就是競爭激烈的程度和資本的多少，也就是說和企業的多少成正比例的關系，和資本的大小、和企業的大小成反比的關系。我們改革開放以來，星羅棋布發展起來的民營企業，是因為當時的產業結構、當時的水平相適應的。走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必須重新洗牌，必須在重新洗牌中調整，這個東西本身就是市場經濟的機制和體制，它可能對某一個企業來說，不一定是好事，但是全社會來說，肯定是好事。
第六個特點，我們的條件發生變化的第六個條件，就是現在經濟體制運行、經濟的深層次的風險逐一的顯現，特別是地方債。當年國有企業欠了很多的債，朱镕基當總理的時候，債轉股，為什麼國有企業欠了很多債呢？因為國有企業的約束是軟的，他知道還錢，廠長經理們知道還錢，不是他還，也不是他的兒子還，他借了錢了，企業在他在任期間搞得轟轟烈烈，對他來說有諸多的好處，所以他隻管借錢，隻管向銀行裡貸款，不管還錢，甚至對潛在的風險也沒有充分的估計。地方政府約束也是軟的。如果讓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話，我們和一個市場經濟對比，企業家會把資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去，通常地方政府，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地追求GDP，會把它配置到一些政績工程、面子工程上面去。這些工程資金回收能力很弱，還不了賬，潛在的風險。美國次貸就是因為借的賬還不了。所以，這個問題，深層次的風險逐漸地顯露，但是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總體上是可控的，要用制度去防范和分散風險。
就是為什麼說進入新常態呢？因為我們經濟最初發展的一系列的條件，今天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我們面對的是新的條件、新的約束條件以及新的任務。
我們今天特別強調自主創新和做大做強，就是把我們的經濟真正做肌肉，不是長脂肪，有質量、有效益的發展。這一點現在非常的重要。目前我們的經濟僅僅是做大，但是沒有做強。做大和沒有做強的証明是，一般的說來，就一個國家而言，經濟發展通常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模仿，日本、韓國開始也這樣﹔第二個階段在模仿中逐漸地有自我創新，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第三個階段是品牌經營。就這三個階段來說，特別是在制造業裡面，我們的世界知名品牌很少，特別的少，我們一定要重視制造業。制造業的問題就是實體經濟的問題，就是誰來裝備中國的問題。就一個國家來講，就一個企業來說也是這樣。就一個企業、就一個產業來說。第一個階段是研發，第二個階段是制造，第三個階段是有自己的品牌經營。就這三個階段來說，研發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階段，它涉及到原創性的東西，涉及到知識產權﹔品牌經營也是非常重要的，相對的制造階段是加工階段，這個層次反倒沒有第一個階段高了。我們的很多企業依然處在制造階段。
我記得由美國次貸引發危機開始的時候，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曾經說，靠外來產業轉移，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勞動密集型的、附加值很低的這麼一種經濟增長模式，面對美國次貸引發的危機，深層次的矛盾暴露無遺。現在我們必須做肌肉。剛才說了，傳統產業裡面已經飽和了，模仿的階段已經過去了，現在真正考驗中國經濟、考驗中國企業的時候到了，你能不能創新？你的經濟已經起飛了。美國有一個經濟學家研究過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階段的問題，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起飛以后要持續地進行反減縮的斗爭。一個時期要有一個時期的主導的產業。你能不能把主導的產業研發出來，這個東西是永遠沒有盡頭的。假定這個世界上沒有汽車，你能不能把汽車想出來並且造出來，假定這個世界上沒有飛機，你能不能把飛機想出來並且造出來。哪個國家、哪個企業率先想出來、率先做出來，就可以獲得超額的社會回報，就可以引領世界經濟的發展，就可以引領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但是這需要創新。
然而，創新絕對不是號召出來的，而且我們這裡的創新，講的是大眾的創新，是草根階層的創新，是喬布斯的創新，是比爾蓋茨的創新，是貝爾的創新，是法拉基的創新，是不需要號召的創新。這個創新，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人本身是聰明的，中國人絕對是聰明的，但是要創新，需要把創新的能量、沖動、冒險精神激發起來。有一個經濟學家曾經說，最主要的是一些發達國家不害怕我們學習它的技術，而害怕我們學習它有關創新的制度安排。比如說容忍創新一開始的異想天開，比如說既褒獎成功，又包容失敗。比如對知識產權切實的保護，比如社會誘導信號能夠把聰明的人引導到首先從事實際產業的經營上。比如說能夠吸引那些有能力的、有創建的、敢於冒險的人，具有一定冒險精神的。所以，我們說我們進一步的發展，必須靠人力資本，必須靠人力技術進步，必須靠創新，但是它需要改革，建立起相應的制度安排，這是新常態的一個特征，就是創新、做強已經成為新常態下的主打的任務。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應當是有節奏的、均衡的、靠市場力量推動的發展。它對應於原來主要靠行政力量，特別是地方政府的競賽式的，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失衡式的發展。片面追求GDP的增長速度的話，其實GDP掩蓋了很多東西。80年前的1月4號，當美國經濟學家庫茨涅茲給美國兩院匯報的時候，第一次提到GDP的概念，它就是一個交易額，它掩蓋了沒有進入交易的東西。西方經濟學上在講到GDP概念的時候，為了幫助學生理解，經常舉一個例子是，如果一個男的雇一個女保姆，給女保姆發工資，GDP就增加了，如果那兩個人日久生情，結婚了，這個女的干的還是這份事，所不同的是不發工資了，GDP就減少了。如果這兩個人自己在家裡吃飯，自己在家裡做飯，對GDP沒有什麼貢獻。如果下館子，吃高級餐館的話，對GDP貢獻更大。它還掩蓋了很多無奈的東西。北京的霧霾，很多地方的霧霾，為了防霧霾，要買空氣淨化器，要買口罩。廠家的空氣淨化器賣得好了，口罩賣得好了，GDP增加了，但實際上是一個無奈的選擇，甚至還掩蓋了很多有害的東西。
我曾經又問學生，我說如果三四輛汽車在公路上平安無事的行駛，對GDP貢獻大呢？還是三四輛汽車撞到一塊出了嚴重的車禍，對GDP的貢獻大？正確的答案應當是出了嚴重的車禍，對GDP的貢獻大。因為車碰破了，得到4S店裡面修車，修車要交錢，要交錢，GDP增加了，對人民群眾來說確實是損失。
片面地追求GDP的增長速度，會造成經濟與社會的嚴重失衡，會造成經濟與自然環境的嚴重失誤，會造成內需和外需的嚴重失衡。
我問學生，高鐵300公裡你敢坐，高鐵600公裡你敢不敢坐？所以經濟發展應該是全面均衡的、有節奏的、靠市場力量穩健的發展，可以預期的發展。如果靠行政力量，通常會大起大落。典型的案例就是1958年的大躍進，放衛星，大起﹔三年困難時期，典型的大落。
新常態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我們可以概括一下，第一是經濟增長速度進入了一個中高速的經濟增長，但是是一個有質量的增長，是質量、速度、效益的統一。第二，所謂的新常態，是相對於以往的30年，無論是需求、投資、比較優勢、經濟政策、產業組織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跟原來不一樣。我們必須適應這種新的變化。第三，我們面對的任務是做強，是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2014年經濟工作會議上講得很明確。第四，應該主要靠市場經濟體制的力量的推動，有節奏、均衡的、穩健的發展。
根據這一些，我們去全面地理解新常態。
 |  |
| 相關專題 |
| · 人民講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