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深化我國網絡空間法治建設形勢緊迫
（一）網絡安全水平和信息化能力嚴重失衡，網絡產業發展需要法治環境
網絡安全和信息化產業發展是建設網絡強國的物質基礎。近年來，我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產業發展提速，但問題也隨之凸顯。第一，產業規劃布局不平衡。在信息化建設高速發展的同時，對網絡安全產業的重視程度不夠，整體的產業戰略布局和協同推進缺乏法律層面的規范。第二，市場法治環境不完善。網絡安全企業知識產權保護有待加強，企業自主創新的動力和活力不足，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決定性作用缺乏明確的法律促進落實。第三，政府履行安全管理責任不到位。在基礎性產業研發投入、網絡安全產業扶植、產業鏈國產化布局方面，缺乏國有資本的必要支持和國家的引導激勵。因此，以法治為手段，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系，讓“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共同作用尤為關鍵。建設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國的重要任務，也是網絡安全和信息化產業發展的核心問題，需要深化法治建設，明確政府的權力、禁區、責任，平衡協調好宏觀調控、政府作用與市場配置、自由競爭之間的關系。
（二）治理能力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全面提速，網絡空間治理需要法治規范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要求建立網絡空間的行為准則和調節機制，促進網絡治理科學規范。目前網絡治理現狀還存在差距。第一，治理理念不科學。政府作為治理主體，充當控制網絡負面功能的“管理者”角色多，單向採用簡單行政管理手段多，“講官話”多﹔而體現引導各方主體良性互動的“服務者”身份少，借助網絡優勢創新治理手段少，“說行話”少。第二，治理規則不完善。網絡空間治理整體戰略不明晰，法律體系缺乏規劃，專門性法律缺位，內容相對滯后，與國際規則的統籌銜接不夠。第三，治理體制不明確。沒有以法治方式規定具體的體制安排，需要在“縱向”上加強黨的領導，打破部門壁壘，在戰略制定、督導落實、立法協調、重大決策、應急反應、外交代言六個領域形成頂層協調機制﹔在“橫向”上統籌社會力量，建立交流平台，形成政府與產業、學術、教育、社會團體等機構之間信息共享、各負其職的合作關系。網絡空間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要以法治建設明確制度，建立規范，才能為提升治理能力做好保障。
（三）網絡發達國家規則壓制之勢業已形成，網絡國際秩序重構需要法治助力
目前美國等發達國家為主導的網絡國際秩序體系趨勢已顯，重構網絡國際秩序是國家間實力博弈和國際格局之爭的需要。習近平同志用“和平、安全、開放、合作”概括了中國的網絡國際秩序觀。要實現這一目標，提升網絡國際規則制定話語權，目前還存在差距。第一，網絡主權理論發展不足。國家主權是近代國際法體系的基礎，網絡主權是國家主權在網絡空間的體現。我國對網絡主權相關法律理論和實証研究不夠深入，尚未在憲法、法律中得到具體體現。第二，針對網絡霸權封鎖缺少規則反制。美國在網絡安全領域針對中國的規則遏制花樣頻出，不斷渲染中國“網絡威脅”論。我國未能綜合運用國際、國內法律手段進行系統的規則反制。第三，對國際合作機制研究不足。國際合作機制是國際規則制定的重要平台。美國當前主導了“倫敦進程”等多個符合自身利益的合作機制。中國尚處於“傳統合作機制利用不足，新的合作機制參與不夠”的被動局面，對如何整合資源，把握好主導與參與、破舊與立新研究不夠。網絡國際秩序重構關系到平衡全球網絡技術資源分配、網絡軍事力量博弈、提升網絡國際競爭力等重大議題，需要深化法治建設，並行推進國內法律和國際規則的完善，為中國網絡國際秩序觀的實現提供保障。
三、以構建多層次網絡空間治理規則體系為著力點，深化我國網絡空間法治建設
依法治國要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現代治理的關鍵是規則約束。結合我國網絡空間法治建設實際，應以治理規則法治化為著力點，形成以“黨和國家戰略為指引、相關法律體系為核心、政策法規為補充，國際規則為重點”的多層次治理規則體系，堅持黨的領導，不斷完善憲法和相關法律，推進依法行政，充分發揮各類規范的正向作用，為提升網絡空間治理能力提供法律依據和制度基礎。
（一）以黨和國家戰略為指引
黨和國家戰略是黨的治國方針和決策部署的具體體現，必須以此為宏觀指引，將黨的領導貫徹落實到各領域工作的實踐中。應當在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的統籌下，完善黨的決策部署落實相關工作機制和程序，加快制定國家網絡空間戰略，對建設網絡強國的戰略利益、戰略資源、戰略手段進行闡釋，從立法規劃、治理體制、產業發展、國防安全、打擊犯罪、國際合作、科研和人才培養、全民網絡安全教育等八個方面，明晰提出法治建設的宏觀目標和實施綱要。同時要加強黨的決策與立法的銜接，重大戰略部署要及時上升為法律，完善黨領導依法治國的制度機制。
（二）以相關法律體系為核心
憲法和相關法律具有國家強制力，是治理規則體系的核心。因此，首先要在憲法層面對網絡空間涉及的憲法價值進行界定和修正，明確網絡主權、網絡安全、網絡權利等核心概念的憲法依據，為法律體系的完善提供法理基礎。其次，要將網絡安全法定位為網絡安全領域的基本法律，規定國家在此領域的基本制度。全國人大已將《網絡安全法》列入立法規劃,應當加快立法進程，對當前要求比較迫切的網絡空間治理機制建立、網絡國防安全、網絡安全產業發展、網絡安全技術管理體制、科研和人才培養、關鍵基礎設施安全保護、國際網絡安全合作等問題進行原則性立法。再次，對於傳統部門法中涉及網絡空間相關法律問題的，要進行分類梳理，差異管理，堅持立改廢釋並舉。如刑法、民法通則、知識產權法中涉及網絡犯罪、隱私權、知識產權保護等問題，應當優先修訂適用傳統部門法。對於電子商務、網絡身份識別、信息安全等新興領域，立法條件成熟的可以逐步形成專門立法。
（三）以政策法規為補充
政策法規靈活性、針對性強，能緊密地適應網絡信息產業、市場和社會的需求變化，是法律體系的有益補充，網絡空間政策法規制定要嚴格遵循“法治政府”和“簡政放權”要求，明確“有所為，有所不為”，增強政策法規的操作性，用法治化來保証決策的科學性，堅決避免違法決策、隨意決策。要嚴格依照法律的授權，一方面在市場准入、自主創新等需要市場發揮作用的領域，堅持“法無授權不可為”，減少干預，做好“減法”。另一方面在基礎研發、安全防護、人才培養、公民網絡安全意識等需要政府引導的領域，多運用正面激勵政策，注重決策的科學性，鼓勵競爭，做好“加法”。同時，要建立網絡空間政策法規的審查制度，保証與法律體系協調一致，對於比較成熟的制度，應當及時上升為法律，達不到預期效果的政策法規，要及時予以清理。
（四）以國際規則為重點
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對於佔領全球網絡空間制高點具有戰略意義，在大力推進國內規則體系完善的同時，要強化對國際規則的研究。首先，要提出“中國方案”。中央網絡空間領導小組辦公室應作為國家網絡外交戰略的制定者，在網絡主權、網絡安全、網絡資源共享等重點領域提出符合我國戰略利益、各方認可的解決方案。其次，要堅持重點突破。繞開美國設置的人權、商業間諜等“規則陷阱”，圍繞和平、主權、共治、普惠等國際社會價值共識，以打擊網絡恐怖主義和網絡犯罪、倡導互聯網資源共享、促進技術創新等領域為重點，積極參與成熟國際合作機制，強化議題設置的主動權。再次，要拓寬合作方式。研究現行網絡安全國際組織、國際會議、國際條約框架體系，以聯合國為主要平台，對其他框架體系根據我國核心利益予以取舍，適時主導形成代表網絡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合作機制。綜合採用合作協議、備忘錄、論壇、研討會、技術援助、司法援助等方式，加強共同利益國家間的“合縱連橫”，建立政府、企業、學術、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多層次交往，提高我國在網絡國際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
（作者系網絡空間戰略論壇特邀評論員）
（文章來源：中國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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