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D773 【文獻標識碼】A
21世紀以來是中國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之間雙邊關系發展的“黃金時代”，也是從那時起，我國對拉丁美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研究領域不斷拓寬，研究水平不斷提高。特別是對拉美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政治民主化的發展、拉美左派的崛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作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較為顯著的研究成果，在若干問題上形成普遍共識，為黨和國家的治理決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與借鑒依據。
國內相關研究動態
近十年來我國學術界關於拉丁美洲的研究，大體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於拉美政治制度的研究。國內學者江時學、蘇振興、劉維廣等均從不同角度分析了拉美國家政治制度的淵源、形成、發展、基本內容和具體特征，對當前拉美國家政治體制的危機及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拉美國家政治制度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既深受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統治傳統的影響，也受拉美社會獨特政治文化的影響，還受到歐美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①自拉美國家獨立之初，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17個新國家便開始了政治方向的探索。從19世紀末到二戰前后，是拉美政治體制大變動、大混亂時期。隨著拉美工業革命的開展和深化，資產階級逐漸壯大，工人階級逐漸形成，社會主義思想以及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德國民粹主義與法國的無政府主義等各種思潮一起涌入，拉美成為各種理論的試驗田。直到20世紀70年代，拉美主要國家仍處於軍人干政和保守主義等威權統治時期，民主觀念蕩然無存，社會管理極其混亂。20世紀60年代，在世界民族解放和民主潮流的推動下，拉美再度興起民族民主運動的高潮，國家民族主義和民眾主義再次活躍，但幾乎都在拉美右翼與軍人政府的壓制下。②20世紀80年代以后政治民主化進程中，拉美一些國家的傳統政黨或衰落，或力量下降，一些新的政黨和政治力量異軍突起，許多國家的傳統政黨體系發生了變化。20世紀末以來，拉美左派領導人先后通過大選執政，進入政治舞台中心。拉美主要國家，比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等都進入了社會穩定時期。③
第二，關於拉丁美洲政治民主化的研究。郭樹永，唐小鬆認為，拉美民主政治的締造是循序漸進的曲折進程，民主觀念已成為拉美人民的基本價值認同。國際環境是推動拉美民主化的重要外因﹔強大的民間社會是構成拉美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改良與革命皆為推進拉美民主建設的基本途徑。④曾昭耀認為，拉美國家在政治現代化的進程中，有幾點經驗值得借鑒:一是現代化最基本的政治訴求是政治穩定﹔二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來說，國家的作用是具有決定性的，不但不應削弱，而且還要加強﹔三是建設一個強有力的、高效的和有威望的國家，最根本的途徑就是要創建一個有廣泛群眾基礎的、能團結全國力量致力於現代化建設的強大的政黨﹔四是建設一個強有力的、高效的和有威望的國家，實現國家的政治穩定和社會團結，最根本的是要解放思想、勇於創新。⑤張凡認為，20世紀后30年拉美民主政治取代了威權體制，不僅與民主的類型和程度相關，而且也與經濟發展模式和社會整合方式密不可分。由此導致拉美民主政治的質量以及民主體制下社會的治理狀況千差萬別、極不平衡。⑥楊建民則認為，公民社會在拉美國家的歷次民主政治轉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在“還政於民”過程中的推動作用不可忽視。民主參與機制、社會運動、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個人和家庭等社會細胞是拉美政治改革和轉型的積極推動因素。⑦
第三，關於拉丁美洲社會問題的研究。拉丁美洲作為世界上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地區，在現代化發展進程中“遲發展效應”明顯。特別是伴隨著20世紀60年代拉美地區城市化進程呈加速之勢，由此造成的城市人口急劇膨脹、城市生活條件惡化、公共基礎設施嚴重滯后、社會階層間貧富差距日趨擴大等社會問題凸顯。近十年，拉美的社會問題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新舊社會問題相互交織，各類社會問題互為因果，解決社會問題的各種努力相互制約。⑧拉美國家發展水平不高，收入分配不公，以及社會發展理念與政策存在缺陷，長期以來累積了不少突出的社會問題，如治安惡化、產毒販毒猖獗、沖突頻生、下層民眾貧困化加劇等。近年來，隨著經濟形勢向好，這些問題有所緩和。由於消除拉美國家經濟和社會瓶頸非朝夕之功，其嚴重的社會問題短期內難以得到根本解決。⑨
第四，關於拉丁美洲經濟發展的研究。20世紀拉丁美洲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即經濟發展模式和經濟發展理論經歷了兩次大的轉換，率先進行了外圍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嘗試，經濟增長速度比較快，但經濟和社會結構變化不顯著，初級產品出口在經濟增長中一直佔據重要地位，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公的現象長期存在，與之相關的是技術進步相對緩慢，宏觀經濟管理水平不高，體制變革始終沒有達到預期效果。⑩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改革在美國的實踐取得了一定成效，於是西方國家把其當作發展經濟的“藥方”向發展中國家推銷，拉美國家成了新自由主義的“試驗田”。新自由主義在使拉美國家的經濟體制不斷走向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同時，也給拉美國家帶來了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非傳統安全問題。11由於奉行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以及工業經濟發展導向的轉變，拉美較早進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地區，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失衡，成為世界上兩極分化最為嚴重的地區，也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典型的地區。12受經濟增速滯緩、貧富差距拉大、外資依存度過大等一系列問題的困擾，而未能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近十年來，拉美國家政局基本保持穩定，經濟持續增長，初步顯現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勢頭。2003年至2010年拉美經濟年均增長率達5.3%，成為繼亞洲之后全球增長第二快的地區。從長遠來看，隨著拉美國家經濟增長方式的成功轉型，拉美實現集體性跨越的可能性加大。13此外，有些學者還從拉美城市化、中拉關系、拉美貧富差距、拉美文學等角度全方面分析拉美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經驗與教訓，豐富了發展中國家社會發展的實踐。
當前我國學術界對於拉丁美洲的研究已形成一些普遍共識：拉丁美洲與中國同屬“后發”現代化發展中國家，目前雙方處於相似的發展階段，面臨相同的發展任務。中拉雙方能夠在立足本國社會發展實踐的基礎上相互借鑒，平等交流，竭誠合作。雖然學術界對拉丁美洲的研究尚未系統化，論証不夠充分，研究的視角也有待進一步擴展，但基本框架已經搭建起來，相關研究成果也逐漸受到黨和國家的重視。
警惕拉美民主政治弊端，堅定不移地發展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
拉美政治民主化歷史進程的回顧。拉美政治民主化可概括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是從拉美獨立之初到20世紀初。19世紀上半葉，拉美人民通過民族戰爭贏得獨立后，絕大多數國家仿效美國和法國的模式在憲法指導下建立了代議制政府。19世紀20年代獨立后至20世紀前，拉美地區大多數國家逐步實行一種以暴力奪取政權、維護和代表地主（庄園主）利益的、對人民能夠生殺予奪的考迪羅獨裁制度。第二階段是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拉美出現一股民主化浪潮，但這股浪潮到60年代就被一股軍事政變和軍人干政的浪潮所取代。第三階段始於20世紀70年代后期至今，即70年代末出現的以軍人政權“還政於民”為中心的政治民主化進程。美國當代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將這一波世界民主化潮流稱作“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其中，20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為拉美國家政治民主化的實現期，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為拉美國家政治民主化的鞏固與發展時期，巴西和墨西哥等大國政局穩定，經濟社會進入較為平穩的年代。14
拉美政治民主化的弊端。隨著20世紀90年代初民主化過渡的基本完成，拉美國家傳統的政治體制已經不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以行政權力為核心的傳統體制面臨改革的重壓，許多拉美國家的政府不能有效解決威脅政治和社會穩定的各種問題，傳統政黨衰落、政府官員腐敗、經濟發展受阻等已經威脅到拉美國家政治體制的正常運轉。
第一，拉美左翼政黨紛紛贏得執政權，但面臨著嚴峻的雙重挑戰。隨著20世紀90年代拉美民主化進程的不斷發展，拉美國家的政黨格局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左翼政黨紛紛上台，傳統政黨政治壟斷地位不斷弱化。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新自由主義之風席卷整個拉美，深陷債務危機的拉美引進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模式。雖然這種模式使其實現了從封閉的進口替代模式向外向發展模式的轉變，經濟社會環境有一定程度的好轉。但是不久之后也出現了一系列嚴重問題。新自由主義改革造成經濟和社會發展失調，拉美成為世界上貧富最懸殊的地區。20世紀90年代，拉美20%最低收入者佔國民收入比重僅為4.5%，而20%最高收入者佔國民收入比重為52.9%。從90年代末開始，拉美幾個主要國家的經濟面臨巨大挑戰，巴西金融危機和阿根廷債務危機接踵而來，經濟發展道路曲折，長期在中等收入水平線上掙扎。2002年，阿根廷經濟負增長11%，拉美地區總體負增長0.4%。在拉美地區實施了10年之久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宣告破產。這一系列問題，推動拉美民意對片面追求“效率優先”的新自由主義進行反思，要求“公平優先”的呼聲日益高漲。左翼黨派的上台，正迎合了拉美民眾的需要。拉美左翼通常是指拉美左翼政黨，即拉美各國的共產黨、社會民主黨、民族主義黨和新興左翼聯盟。拉美左翼政黨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型：一種是從傳統演變而來的，以巴西、智利、阿根廷、烏拉圭等國家為代表，主要信奉社會民主主義，堅持走不同於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第三條道路”，致力於解決社會貧困和不公正，積極推動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另一種政黨則植根於拉美本土，以捍衛民族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等中下層群眾權利為基本出發點。拉美左翼政黨雖然在上台后推出了執政新策，比如，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力度，增加社會福利的投入，多渠道解決城市貧困和人民就業問題，千方百計遏制腐敗等。但其仍然面對著傳統精英階層的不信任和中下階層極高期望的雙重壓力。
第二，拉美國家在政治民主化進程中深陷腐敗泥潭。根據國際透明組織發布的“2013年全球腐敗印象指數（CPI）”顯示，拉美地區最清廉的三個國家分別為烏拉圭、智利和哥斯達黎加，在全球國家中的排名分別為19位、22位和49位。拉美地區最繁榮的四個國家——委內瑞拉、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其腐敗程度都排名在全球40%的國家之后，海地仍舊為拉美地區最腐敗的國家。15由於拉美大多數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一般由外部環境引發和帶動，或是遭受外來的打擊和刺激，或是由外來殖民主義者引發。因而，拉美國家的民主意識不夠成熟，民主政治體制存在著缺陷，其政治文化具有濃厚的裙帶關系色彩，家族主義和依附觀念盛行。而“資源—權利”的相對匱乏和極端的社會不公又強化了傳統政治管理體制的有效持續，造成新建文人政府難以有效地遏制政治腐敗，嚴重的腐敗問題已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民主政治的威信，影響許多拉美國家的政局穩定。拉美國家政治腐敗的特點主要體現為：選舉中存在部分領導人操縱選舉，進行錢權交易的現象﹔執法和司法部門利用職務便利收取賄賂、私扣項目款等違法犯法行為時有發生﹔政府部門中的高級官員和普通工作人員以權謀私的現象十分普遍。16
第三，拉美國家民主化過程中出現民主“疲勞”現象。政治參與是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影響變量。而政治參與必須具備兩大前提條件：一是民眾的政治參與熱情和能力﹔二是民眾的政治信任感。毋庸置疑，近幾年來拉美多數國家均通過選舉來配置政治權力，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拉美民眾缺乏良好的民主政治化訓練以及對左翼政黨政治信任度下降，拉美國家普遍出現了“民主疲勞症”。比如在2007年12月2日舉行的委內瑞拉全民公投，表決總統查韋斯早前提交的修憲提案。經委瑞內拉全國選舉委員會統計，該次公投投票率僅為56%。2009年11月的洪都拉斯大選中，被罷免總統塞拉亞的支持者不認同臨時政府組織大選的合法性，在投票活動中有將近65%的選民選擇了棄權，直接導致自由黨在選舉中慘敗。當前，拉美國家民主化進程中軍事政變和個人獨裁的潛在威脅逐步削弱，而通過放棄選舉權、投無效票或以暴力手段干涉選舉，已成為拉美國家鞏固民主政治不可忽視的新情況。17任何一種民主政治的維持和發展，都離不開本國人民對政黨組織的信任和支持。任何民主的穩定性，隻有取得民眾的承認，獲得了政治統治的合法性，才能降低政治治理的成本，有效促進政治團結和社會整合。
拉美政治民主化進程的啟示：走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啟示一：指導思想是黨的旗幟。拉美各國政黨，長期在法團主義、新多元主義、新民眾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指導思想下不斷進行政治民主化實踐，幾乎成了各種政治思潮的試驗場。政局混亂、經濟徘徊不前、社會發展失衡，等等，使20世紀80年代成為拉美國家“失去的十年”。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深深植根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與實踐，特別是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實踐。它不是教條的、片面的，而是根據世情、國情、黨情的發展變化既有所創新、與時俱進，又一脈相承。黨的十八大修改后的新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作出的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戰略決策，也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歷史性貢獻。指導思想的穩定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長盛不衰的思想保証。
啟示二：腐敗問題事關黨的生死存亡。拉美國家之所以腐敗盛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治體制內外有效監督機制缺失，組織建設薄弱，嚴重損害了黨的聲譽，削弱了黨的凝聚力和政治影響力。習近平指出，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保持黨的肌體健康，始終是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的鮮明政治立場。要堅定理想信念，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弘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堅決反對享樂主義、奢靡之風，堅決同一切消極腐敗現象作斗爭，永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要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方針，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堅定不移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引向深入，矢志不移為黨和人民事業奮斗。
啟示三：執政能力建設是黨建的長期目標和根本任務。長期壟斷拉美政治權力的傳統政黨相繼喪失政權表明，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即便是長期執政的政黨，如果不注重提高自身的執政能力，難免導致執政能力衰退，最終喪失執政地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執政、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外部環境“四大考驗”，面臨著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四大危險”。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是黨鞏固執政地位、實現執政使命必須解決好的重大課題。
啟示四：堅持走“群眾路線”，永葆黨的生機活力。不管是拉美傳統政黨還是新上台的左翼政黨在一定程度上都缺乏廣泛的群眾基礎。許多黨內精英階層脫離人民群眾，官僚主義作風和腐敗習氣嚴重，廣大民眾的利益訴求得不到滿足，造成黨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不斷下降。堅持群眾路線，密切聯系群眾，是中國共產黨強大戰斗力的根本保証，是黨執政的基礎，也是永葆黨的先進性和活力的根本方法。全面貫徹落實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要從思想上、作風上、行動上牢固樹立群眾路線，做到“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始終把人民群眾放在最高位置。
規避拉美“過度城市化”陷阱，堅定不移地走新型城鎮化發展道路
人口城市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進入21世紀，世界人口城市化水平進一步提高，城市化成為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但拉美地區的人口快速城市化及其伴隨的城市人口膨脹和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成了發展中的突出問題，以至於有學者驚呼要警惕人口城市化中的“拉美陷阱”。
拉美“過度城市化”的負面效應及其形成因素。過度城市化是當前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的突出現象。拉美國家曾是過度城市化的典型代表，其城市化的速度超過了工農業發展的水平。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經濟形勢的惡化和“去工業化”浪潮的擴展，拉美城市化速度反而不斷加快。2011年拉美城市化率為79.10%，僅次於北美的82.20%。《拉美黃皮書：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發展報告（2013∼2014）》指出，2013年拉美地區的城市化率達到了80%，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實現了“三級跳”，城市人口翻了三番，被國際學術界公認為是“過度城市化”的典型代表。18
因快速城市化，拉美地區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治理面臨著巨大挑戰。一般地，在城市化的早期發展中，工業是快速城市化的推手。隨著拉美經濟的發展，高度集中的土地制度造成了大量農村遷移人口。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城市，尤其是涌向特大城市。由於城市人口過度增長，城市化水平明顯超過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水平。《拉美黃皮書：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發展報告（2013∼2014）》將1960年至2013年拉美地區的經濟增長進程分為三個階段：1960年至1980年為高增長階段，年均GDP增長率為5.8%﹔1981年至2003年為低增長階段，年均GDP增長率僅為2.0%﹔2004年至2013年為中速增長階段，年均GDP增長率為4.1%。第二階段長達23年的低速經濟增長使拉美地區出現了“過度城市化”，由於經濟增長速度緩慢和缺乏重要產業支撐，致使拉美工業停滯、家庭消費受到抑制，城市居民的生活長期滯留在中等水平。19雖然拉丁美洲的城市化率高，但城市工業無力承擔如此快速的城市化帶來的壓力，從而導致城市人口嚴重超載，失業率居高不下，貧富差距大，人民的生活質量普遍較低，大量貧困人口向城市轉移，貧民窟環境惡化，資源生態遭到嚴重破壞，某些地區治安混亂，政局動蕩。農村“邊緣化”和農民“積貧積弱”的現象未得到徹底改變。拉美地區“過度城市化”不僅沒有推動拉美經濟持續發展，沒有解決其農村農業問題，反而使拉美各國都陷入了更為棘手的城市化危機之中。在一些城市化高度發達的國家，社緣和職緣兩大因素成為進城勞動力身份轉化的堅實壁壘。大批居住於棚戶區、貧民窟的新移民無法融入多元的城市社區關系之中，隻能繼續依靠血緣、幫會等傳統的庇護制度生存。
拉美城市化的快速推進，主要受以下因素影響。第一，自20世紀30年代起，拉美國家陸續進入工業化階段，特別是在20世紀30到70年代拉美國家進口替代工業化時期，拉美城市化迅速發展。城市現代工業、服務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的興起創造出大量就業機會，對人口遷移形成巨大吸引力。大量農村人口涌入，農村人口對城市人口增長的貢獻率始終保持在40%以上。此外，這一時期是拉美歷史上人口自然增長率最高的時期，城市人口年均增長率高達4.20%。第二，20世紀40到90年代適逢拉美“人口爆炸”期，人口自然增長率達到年均2.6%，城市人口從原來佔該地區總人口的40%迅速增長到70%。同時也進一步加劇了農村向城市的移民浪潮。第三，城市“首位度”的集聚效應。由於拉美大城市繼承殖民地時期經濟基礎的工業化進程，採取發展特大城市的城市化戰略，大多數拉美國家走的是集中型城市化道路，城市首位度高是拉美國家的普遍特點。據統計，2010年在世界30個最大城市排名中拉美地區有4個城市上榜。拉美地區的經濟增長中，城市的貢獻率大約是50%，由此可見大都市的經濟總量和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20第四，拉美各國政府對於城市化進程既無明確的指導方針和長遠規劃，對人口流動也沒有任何政策限制。由於城鄉經濟和區域經濟發展嚴重失衡，大量農村轉移人口涌入大城市尋找生存和發展機會，而面對這種態勢，政府卻對人口遷移流動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缺乏政策性的指導措施、合理的城市規劃以及有效的城市管理，導致農村人口盲目進城，大城市人口規模過度膨脹。
借鑒與啟示：規避“過度城市化”的拉美陷阱。當前中國城市化進入關鍵發展階段，拉美經驗為我國城市化發展提供了重要借鑒。如何規避拉美“過度城市化”陷阱，規避高城市化率及其相伴而生的一些問題，堅定不移地走可持續性城鎮化發展道路，已成為發展中國家的重要議題。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末，中國大陸總人口為136072萬人，城鎮常住人口73111萬人，鄉村常住人口62961萬人，中國城鎮化率達到了53.7%，比上年提高了1.1個百分點。這意味著中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中國城市化進入關鍵發展階段。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新一屆政府在工作報告中果斷提出了發展“新型城鎮化”的政策理念。新型城鎮化是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征的城鎮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鎮、新型農村社區協調發展、互促共進的城鎮化。面對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的不完全城鎮化、嚴重污染、資源配置不合理、城市人口規模以及部分地方政府盲目推進城鎮化問題，我們要有理性的認識。第一，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既要尊重市場規律，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發揮“政府引導，市場推進”的雙重作用，又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理性地看待城鎮化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能過分夸大城鎮化對拉動經濟所起的作用。第二，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堅持走集約、智慧、低碳、綠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促進城鎮化與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和新農村建設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從而有效地發揮城鎮對經濟社會發展和現代化的載體作用，加快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第三，新型城鎮化應走“城鄉一體化”發展道路，通過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促進城鄉在規劃建設、產業發展、市場信息、政策措施、生態環境保護、社會事業發展的一體化，改變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積極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讓農民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同樣的文明和實惠，使整個城鄉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第四，新型城鎮化要合理規劃城市發展，建立健全城市發展的長效機制。首先，要建立長效的人口管理機制，完善人口調控體系，制定有效的政策法規，引導農村勞動力有序轉移。其次，應加強城市社區管理體系建設，依托社區完善流動人口和出租房管理機制，強化社區流動人口綜合管理職能，加強對流動人口聚居區和“城中村”的綜合規劃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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