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和生：中國應怎樣認識拉美

　　防止貧富差距“拉美化”，堅定不移地完善社會保障與分配制度

　　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后，受嚴重沖擊的拉美國家逐漸改變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轉向“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模式，並在50年代得以廣泛推行，取得了顯著成績，迎來了工業化的高潮期和經濟增長的黃金期。到80年代末，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國已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重工業達到較高水平，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1950年至1980年的30年間，拉美經濟經歷了一個相對較快的持續增長時期，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5.4%，人均GDP年均增長2.7%。但是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國民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出現了“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內卷化”狀況。不但沒有消除貧困落后的現狀，還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反過來又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盡管拉美國家採取各種措施，但效果差強人意，收入差距過大現象仍較為嚴重。

　　拉美貧富差距的概況。基尼系數有所下降，但仍在警戒線以上。按照國際一般標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數表示收入差距較大，當基尼系數達到0.6以上時，則表示收入差距很大。近年來，隨著拉美各國經濟方式的不斷轉型和收入分配制度的逐步改革，拉美國家的基尼系數在逐漸下降，收入差距也日益縮小，但大部分仍處於警戒線以上。21比較18個有數據資料的拉美國家基尼系數，1990年有3個國家在0.6以上，10個在0.5至0.6區間，5個在0.4至0.5區間。2010年，18個國家的基尼系數整體有所下降，全部低於0.6，處於0.5至0.6區間的國家增加1個，達到11個﹔位於0.4至0.5區間的國家增加1個，為6個﹔低於0.4的有1個（委內瑞拉）。

　　資料來源：拉美和加勒比經委會網站

　　階層間的“馬太效應”有所緩解，但城鄉差距仍舊明顯。“馬太效應”作為經濟學的重要概念，是指社會財富在階層間分配過程中存在“兩極化”傾向，也即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它反映的是不同階層的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狀態，窮人的收入增幅遠低於富人的收入增幅。近年來，拉美國家收入分配高度集中現象有所遏制，“馬太效應”有所緩解。拉美地區貧富分化的教訓是，在總體財富增長的過程中，如果忽視了底層民眾的利益，就有可能導致一個人口眾多的社會群體享受不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好處。一旦這個龐大的群體被排除在發展之外，那麼社會很可能陷入危機，經濟也往往無法持續、穩定地發展。以巴西為例，巴西10%最富有家庭的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由2001年的52.8%下降到2009年的46.5%。即使如此，巴西的貧富分化問題依然相當嚴峻，並沒有因經濟的發展而發生根本變化。巴西的貧富分化已經嚴重制約著其現代化發展，雖然收入分配不公問題沒有繼續惡化，但財富的集中度仍居高位。此外，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也嚴重影響著拉美地區收入分配的平等。聯合國區域組織公布的數據顯示，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拉美國家普遍存在農村基尼系數要低於城市的現象。2004年秘魯農村基尼系數為0.40，比城市低0.07，2005年哥倫比亞農村基尼系數為0.50，比城市低0.09，2006年巴西農村基尼系數為0.54，比城市低0.05。這一方面反映了農村居民收入普遍較低，與城市居民收入有較大差距;另一方面說明，盡管城市居民收入相對較高，但相互間的收入差距要比農村地區大。22

　　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但貧困問題仍然很嚴重。貧困問題是長期困擾拉美國家的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21世紀初的20年間，拉美經歷了一個“社會貧困化程度明顯加劇——貧困現象略有改善——減貧進程停滯不前”的過程。23從總體上看，拉美的貧困現象在20世紀90年代略有緩解，貧困人口比重有所下降，但貧困程度還沒有降低到1980年經濟危機發生之前的水平。盡管90年代中期以來，拉美國家將反貧困列為政府社會政策的重點，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減貧政策，地區貧困率有所下降，但這些政策尚未系統化、制度化，難以應付長期積累的社會貧困問題。當前，拉美國家貧困人口總量依然很大，貧困率仍然很高。2010年拉美國家貧困線下的人口高達1.85億人，佔拉美地區人口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農村貧困狀況比城市更為嚴峻，近一半的農村人口處在貧困線以下，近三分之一處在赤貧線以下。

　　拉美貧富差距懸殊的啟示：建立健全社會保障與分配制度。改革不合理的社會分配制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一方面要建立全面、公平的城鄉一體化社會保障制度。把保障作為民生之基，堅持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方針，健全覆蓋全體市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推進基本社會保險制度整合，加快實現基本社會保障的制度全覆蓋。逐步形成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為核心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體系，完善被征地農民和城鎮老年居民養老保障制度。完善以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為主體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體系。另一方面，要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充分發揮社會保障的再分配功能，大力發展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社會救助機制﹔擴大轉移支付，進一步提高城鄉居民最低收入標准，特別是要增加農民最低收入保障機制，保障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縮小收入差距。

　　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加大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政策傾斜。中國30多年的改革實踐証明，在完善市場機制的同時，加強政府的監管和調控職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証經濟運行的良性循環。反之，則會滋生各類社會問題，威脅社會的穩定發展。中國應吸取拉美國家的經驗教訓，正確處理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既要依靠市場機制這隻“看不見的手”，又要充分發揮政府調控這隻“看得見的手”的作用。一方面，充分發揮市場經濟對調節收入分配的基礎作用。完善要素市場，推動地區、行業、職業、專業間的收入均等化﹔進一步完善市場規則，創造公平公正的競爭機制。另一方面，充分發揮政府對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作用。制定縮小區域收入差距的合理政策，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加大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政策傾斜，特別是要加大對低收入地區的財政投入和稅收優惠，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吸引外資、技術、人才，帶動貧困地區發展﹔通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完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通過提高社會最低保障標准，完善分類救助制度，積極推動公共服務城鄉均等化。

　　摒棄拉美功利主義經濟理念，堅定不移地實施可持續生態文明戰略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拉美國家適應於國內經濟發展和國際經濟競爭的要求，大力推進工業化轉型，引進外資，發展資源密集型經濟，結果造成拉美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了嚴重的生態問題，稀有資源逐漸枯竭，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生態問題成為嚴重影響拉美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

　　拉美地區生態環境惡化的成因及表現。拉美地區經濟發展過於依賴對資源的攫取，導致對生態環境的“開發性破壞”。20世紀30年代，拉美國家為了實現工業現代化發展，實施“進口替代”模式的內向型經濟發展模式，這一模式要求國家盡可能地依靠自己的勞動力、原材料和技術，生產本國市場所需要的產品。其核心是發展滿足於本國市場需要的制造業，以本國生產的工業制成品替代原來需要進口的工業制成品。24這種經濟發展嚴重依賴資源，其必然結果是資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隨著全球化的推動，1982年以來，拉美國家經濟發展模式實現了由“進口替代”向“出口導向”的轉型。在這種政策的引導下，以巴西為代表的拉美國家為了實現在20世紀末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夢想，違反自然規律，鼓勵外資企業和經濟發達地區的企業向亞馬遜地區投資。但由於法規不完善，規劃不合理，加上投資者急功近利，不顧當地生態環境的承載力，毀林開荒，伐木建場，致使亞馬遜地區的森林、環境、自然資源和生物鏈遭到嚴重破壞。據統計，1998年，亞馬遜熱帶雨林被毀面積達1.68萬平方千米。1999年2月，巴西政府不得不頒布法令，無限期地不再受理開發亞馬遜森林的申請。巴西熱帶雨林面積的減少被認為是“不可逆轉的世紀性過失”。25

　　拉美國家“超前城市化”與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導致生態環境壓力巨大。1960年到2013年，拉美地區的城市人口由1.1億人增至4.9億人，增長了3.5倍。拉美地區有21個國家屬於中高收入經濟體，其中委內瑞拉、阿根廷、巴西三國的城市化率在80%以上，墨西哥、哥倫比亞、秘魯、巴拿馬、古巴、多米尼加等12國的城市化率介於60%到80%。26由於超前城市化，巴西、智利、墨西哥等拉美國家城市貧困化問題日益嚴重。據統計，上世紀90年代末至今，拉美地區每10個貧困人口就有6個居住在城市。由於城市人口急劇膨脹，致使城市居民基本的衛生和環境等公共設施嚴重缺失。盡管某些政府增加了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城市環境和居民的基本生活條件得到了一定改善，但大城市居民的整體生活水平並未得到根本提升。

　　拉美國家生態失衡的啟示：走生態文明發展之路。當前，拉美國家正在審視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利弊，不斷從自身發展歷程中總結規律，汲取經驗和教訓，逐漸意識到保護生態環境，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並採取了一系列切實有效的行動。如2003年巴西亞馬遜州制定的“綠色自由區計劃”，旨在實現生態健康、社會公正和經濟可行的農牧業生產。2010年1月，智利通過20417號法設立環境部取代環境委員會，同時成立環境評估服務局和環境監管局，逐步完善本國的環境保護監管體系。這給我國的啟示是：

　　其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必須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其二，加快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提高生態文明水平。面對日趨強化的資源環境約束，必須增強危機意識，樹立綠色、低碳發展理念，以節能減排為重點，以科學技術為手段來克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負面效應，規范市場經濟行為，合理配置自然資源。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消除不可持續的功利動機。堅持保護優先、開發有序，合理進行功能區劃分，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倡導環境文化和生態文明，推動經濟、社會、環境的綠色發展。

　　其三，處理好經濟建設、人口增長與資源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必須轉變關於發展的傳統觀念，從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轉變為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並重，在保護環境中求發展。要充分考慮人口承載力、資源支撐力、生態環境承受力，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統籌考慮當前發展和長遠發展的需要，不斷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其四，完善法律法規，加大監督和執法力度。加快推動與生態文明建設有關的立法工作，處理好相關法律法規之間的銜接與協調，逐步構建系統、完善、高效的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法律法規體系。同時，把生態文明的內在要求寫入憲法，從根本大法上保証生態文明建設的健康發展﹔充分發揮環境和資源立法在經濟社會生活中的激勵和約束作用。

　　結語

　　繼2013年出訪拉美之后，習近平主席於7月15日至23日再度訪問該地區，中拉關系迎來新的發展階段，中拉合作也“換檔升級”。2014年7月17日，習近平主席在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領導人會晤主旨講話中提出構建政治上真誠互信、經貿上合作共贏、人文上互學互鑒、國際事務中密切協作、整體合作和雙邊關系相互促進的中拉關系五位一體新格局。中國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命運共同體”逐步形成。誠然，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與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拉美地區在經濟、社會、外交等領域具有許多共性，拉美國家在現代化發展道路上遇到的各種問題、教訓及經驗值得我國重視。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的發展就會出現“拉美化”“拉美病”或“拉美現象”。當前，拉美國家民主政治體制的脆弱性對社會治理的潛在威脅仍然很大，由此引發的經濟、社會難題日益增多，社會矛盾也進一步凸顯。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問題都是可治理的。然而，在短時期內拉美國家實現可治理性仍面臨一系列嚴峻挑戰和困難。拉美國家必須在穩定政治體制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消除政治體制的脆弱性。通過一系列有利於民生的社會改革，減輕社會發展的負擔，推進民眾對本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參與進程，從而增強人民建設法治國家的信心，為拉美國家的發展創造優越的內部條件，同時也要加強同世界上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合作，和平解決國家間的沖突和矛盾，積極主動地開展國際反恐聯合行動，為拉美地區的可治理性消除外部安全隱患。

　　注釋

　　1亦卓：《全面透析拉美政治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報》，2004年11月9日，第2版。

　　2孫岩峰：《探索拉美特色的政治模式——獨立以來的政治變遷》，《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6月7日，第6版。

　　3袁東振：《民主化進程中拉美國家政治制度面臨的主要挑戰——對拉美國家政治不穩定的一種解釋》，《拉丁美洲研究》，2003年第4期，第7∼13、63頁。

　　4郭樹永、唐小鬆：《拉美政治民主化的啟示》，《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4期，第109∼112頁。

　　5曾昭耀：《拉美現代化進程中政治發展的幾點經驗》，《江漢大學學報》，2006年第11期，第19∼23頁。

　　6張凡：《當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的主要問題與方法》，《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5期，第29∼35、80頁。

　　7楊建民：《公民社會與拉美國家政治轉型研究》，《拉丁美洲研究》，2012年第3期，第3∼9、79∼80頁。

　　8袁東振：《當前拉美社會問題的特點與發展趨勢》，《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2期，第51∼56頁。

　　9江時學：《論拉美國家的社會問題》，《國際問題研究》，2011年第1期，第52∼58頁。

　　10韓琦：《20世紀拉丁美洲經濟發展的特點》，《世界近代史研究（第三輯）》，2005年9月，第226∼240頁。

　　11張學勇、金雪軍：《經濟自由與非傳統安全——基於拉丁美洲的研究》，《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1期，第47∼51頁。

　　12王友明：《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訓、經驗及啟示》，《當代世界》，2012年第7期，第57∼59頁。

　　13徐世澄：《拉美有望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人民論壇》，2012年第30期，第52∼53頁。

　　14劉維廣：《拉美國家的政治民主化簡析》，《中國拉丁美洲史研究會第七屆會員代表大會暨“拉丁美洲現代化進程研究學術討論會”論文匯編》，濟南，2007年10月，第156∼165頁。

　　15﹝美﹞彼得·哈基姆：《拉美地區的腐敗》，王倩譯，《中國經濟報告》，2014年第6期，第12頁。

　　16江時學：《“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拉美政治發展進程的特點》，《國際政治研究》，2009年第1期，第1∼14頁。

　　17江時學：《拉美政黨政治的新變化》，《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1期，第47∼51、6頁。

　　18李曄：《中國社科院發布2013∼2014拉美和加勒比地區黃皮書》，新華網，2014年4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4/28/c_1110452596.htm。

　　19吳白乙、劉維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發展報告（2013∼201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3頁。

　　20鄭秉文：《拉美城市化的經驗教訓及其對中國新型城鎮化的啟發》，《當代世界》，2013年第6期，第10∼13頁。

　　21馬強、孫劍平：《拉美國家收入分配問題及其對中國的啟示》，《理論導刊》，2011年第3期，第108∼110頁。

　　22余芳東：《國外基尼系數》，《調研世界》，2013年第5期，第57∼60頁。

　　23劉新紀：《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學科“拉美政治學科”前沿報告》，《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4期，第55∼62頁。

　　24蘇振興：《關於拉美國家現代化研究若干問題的探討》，《學術探索》，2006年第2期，第79∼86頁。

　　25楊志敏：《從拉美發展中出現的生態問題看建設生態文明社會的重要意義》，《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5期，第44∼48、80頁。

　　26吳白乙、劉維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發展報告（2013∼2014）》，第3∼5頁。

　　責 編�馬冰瑩

　　How Should China Understand Latin America?

　　—Dynamics of Relevant Research in China and Its Significance

　　Fan Hesheng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main countries of Latin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the tide of modernization. After dramatic political changes,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Latin American region has basically stabilized, but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parties, corruption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democratic "fatigue" seriously restricted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rapid urbanization and its associated city population expansion and the great disparity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have caused a huge crisis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he utilitarian resource-dependent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led to over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present, Sino-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have entered into an important period of adjustment. Research on Latin America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in develop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mplementing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preventing wealth disparity and adhering to a sustainabl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road.

　　Keywords: studies of Latin America,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over-urbanization, wealth disparity, ecological development

　　范和生，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副院長、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教授。研究方向為社會學理論、政治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拉丁美洲研究。主要著作有《社會學》、《現代社會學（上下冊）》、《行政管理新論》、《轉型期安徽勞資關系實証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