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文燕 傅柒生：古田會議召開的歷史背景分析

■內容提要 古田會議是我黨我軍建設史上的光輝裡程碑，它是為了解答當時擺在中國革命面前的重大問題——如何把處在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下以農民為主要成份的政黨和軍隊建設成為無產階級的政黨和人民軍隊？是毛澤東、朱德、陳毅等人率領紅四軍，在閩西革命斗爭大好形勢環境中，在黨中央和周恩來、李立三等中央領導的支持指導下，把馬列主義建黨理論同紅四軍的實際相結合，總結南昌起義兩年多以來的經驗和教訓，逐漸認識並不斷探索糾正克服紅四軍黨內非無產階級思想而得出的偉大成果。

1929年12月，毛澤東、朱德、陳毅等人領導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彪炳史冊的古田會議，結合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靈活地、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把處在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下以農民為主要成份的政黨和軍隊建設成為了無產階級的政黨和人民軍隊。作為確立建黨建軍綱領的重大歷史事件，古田會議的召開有深刻而特定的歷史背景。本文試圖從更新更寬的視野來關注古田會議召開的時代背景和因素條件，形成一個相對更加清晰的歷史概述和更加全面的研究論述。

國際共運史上亟待解答難題的嚴峻考驗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農業大國，農村人口佔全國人口總數的90%多，這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也是中國土地革命的客觀基礎。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共產黨被迫轉到農村去開展土地革命，進行武裝斗爭，農民在黨和軍隊的成份比例佔優勢，而且越來越多。據1928年中國共產黨“六大”時統計，黨員成份中農民佔76.6%，工人隻佔10.9%。到1929年6月黨的六屆二中全會時，黨員總人數中工人成份比例減少到了7%。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一個先進的黨要以工人階級為主要成份，以城市工人運動為重心。相反，以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代替工人階級佔絕大多數的黨必然喪失先鋒模范作用。何況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是與工人階級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自然，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身上與生俱來的一些非無產階級思想反映到黨內中來，勢必嚴重妨礙黨的路線貫徹執行，削弱軍隊凝聚力和戰斗力。共產國際領導人、蘇共領導人，包括斯大林等都對此表示非常擔心，擔心中國共產黨會變質，變成農民黨，極力主張中國共產黨要重點抓工運，要大量發展工人黨員，提拔工人干部到各級領導崗位。實踐証明，共產國際按照世界上發達國家共產黨建設的模式來解決中共問題的思路是不正確的。因此，如何建設一支長期處在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下以農民為主要成份的政黨和軍隊，使之成為無產階級的政黨和人民軍隊，這是擺在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紅軍官兵面前的一個帶根本性的重大理論問題，也是國際共運史上前所未遇的亟待解答的嶄新問題。

盡管中國共產黨從創建開始就關注到了中國國情，《共產黨》月刊發表的《告中國的農民》一文指出：“中國農民佔全人口底大多數，無論在革命的預備時期和革命的實行時期，他們都是佔重要位置的。設若他們有了階級的覺悟，可以起來進行階級斗爭，他們底社會革命，共產主義，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但是到農村去開展革命斗爭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被形勢所迫或者近乎被逼上梁山的無奈行為，而非大多數共產黨員心懷農村廣闊天地的自覺行為。就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而言，沒有找到如何把以農民為主要成份的黨和軍隊建設成為無產階級政黨和人民軍隊的有效辦法，這就客觀地成為了古田會議召開前擺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面前的一個時代疑問和考驗，這個難題解答不可能也的確沒有一蹴而就，而是在一個較長時間諸如紅四軍一樣艱苦的探索和總結中實現和完成的。

克服紅四軍黨內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內在必然

國際共運史上的嶄新課題同樣擺在了紅四軍面前，而且更加彰顯，正如《古田會議決議》開門見山地指出：“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對於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斗爭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

紅四軍黨內存在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殘余等眾多非無產階級思想，其根本原因，“自然是由於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份所構成的。” 紅軍初創時期，兵員成份復雜，尤其是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份佔了很大比例。據1929年5月的統計，紅四軍大約4000人，有黨員1329名，其中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佔76．6％，工人出身的黨員僅佔23．4％。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必然身不由己地把他們固有的不適合中國革命的思想帶到黨內來，加之尚處在幼年時期的紅軍領導機關對黨內不正確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斗爭，缺乏對黨員的正確路線教育，就使得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在紅四軍黨內不斷滋長流毒。

從井岡山開始，毛澤東等人對紅四軍和軍中黨組織的建設進行了長期的艱辛的探索和深入的思考，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紅四軍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並沒有得到徹底肅清，反而隨著形勢和環境的變化而更加突出，甚至在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上發生了嚴重意見分歧。當時爭論的焦點在於紅四軍黨內要不要設立軍委，表面上看是組織機構設置的問題，實質上是一場關於黨和軍隊關系問題的爭論。5月底至6月初，紅四軍分別在永定湖雷和上杭白砂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討論軍委機構時，大家眾說紛紜，互不相讓。6月14日，毛澤東根據前委的要求，以給林彪復信的形式寫了一篇長文章，毛澤東在文中尖銳指出：“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這是紅四軍黨的主要問題。討論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記得的就是紅四軍的大部分是從舊式軍隊脫胎出來的，而且是從失敗環境中拖出來的。”“到近日，兩種不同的意見最顯明的莫過於軍委問題的爭論。少數同志們硬是要一個軍委，骨子裡是要一個黨的指導機關拿在他們的手裡。” 毛澤東指出：“紅四軍黨內顯然有一種建立於農民、游民、小資產階級之上的不正確的思想，這種思想是不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離開無產階級革命立場的危險。我們必須和這種思想奮斗，去克服這種思想，以求紅軍徹底改造，凡有障礙腐舊思想之鏟除和紅軍之改造的，必須毫不猶豫地反對之，這是同志們今后奮斗的目標。” 隻可惜毛澤東的這些正確觀點並沒有得到大多數同志的認同。更有甚者，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前委利用三克龍岩城后較安定而且優越的斗爭環境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毛澤東延續如前的這些正確觀點得到的支持很少，在會上受到的批評比較多，連他的前委書記一職也在會上落選，由陳毅取而代之。《中國共產黨歷史》作了評價：“這次大會沒有正確解決當時存在的主要問題，后果是不好的。” 9月下旬，前委在上杭城召開了紅四軍黨的“八大”，繼續就建軍原則問題進行了討論。由於此時毛澤東已經離開了紅四軍，陳毅到上海去匯報工作，紅四軍由朱德代理前委書記，顯得力量單薄，機關不健全，而且“八大”實行所謂“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權制”，自由爭論了三天，毫無結果。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廣大官兵逐漸認識到失去毛澤東正確領導的紅四軍在“政策上發生許多錯誤，黨及紅軍組織皆鬆懈”，要求毛澤東回來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如何糾正和克服紅軍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成了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新問題，也成為紅四軍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課題，成為古田會議召開必要性的重要因素。這個難題引起了毛澤東等紅四軍領導人的濃厚興趣，最終在古田會議上向世人交出了一份特殊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