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四軍入閩和閩西革命根據地創建奠定的有利條件
中國紅軍第四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的第一支軍級建制的正式紅軍，是一支有“鐵軍”美譽的革命勁旅，“成為全國紅軍中的骨干和核心，從而進一步發展了井岡山的斗爭，奠定了中國紅軍和中國武裝革命的基礎。” 從1928年5月成立至1930年6月編入紅一軍團，紅四軍存在了兩年多時間，戰功赫赫，影響巨大。
為了打破敵人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軍事“會剿”和經濟封鎖，1929年1月14日，紅四軍主力3600多人開始下井岡山，向贛南進軍。2月17日，紅四軍進抵東固地區，在此休整了一個星期，並得到了井岡山失守的消息。於是，紅四軍轉向與贛南相鄰的閩西發展。
閩西在1926年就有了共產黨的組織，毛澤東主辦的第六屆廣州農講所，為閩西培養了黨和農民運動的骨干。1928年3－6月，閩西先后爆發了龍岩后田、平和長樂、上杭蛟洋和永定等地的農民暴動，打擊了國民黨反動的統治。閩西各級黨組織不斷發展壯大，據1929年3月8日的統計，這時閩西已成立了中共閩西特委，黨員755人，佔全省黨員數的56％，領導閩西廣大群眾開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爭，為紅四軍入閩和后來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29年3月至5月，紅四軍二次由贛入閩，分別消滅了福建省防軍第二混成旅郭鳳鳴部2000余人和第一混成旅陳國輝部2000多人，支持並推動了閩西各地的農民暴動，革命烈火熊熊燃燒，以龍岩、永定、上杭三縣為中心的閩西革命根據地初步形成。1929年7月，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之政治決議案》，制定了“堅決地領導群眾，為實現閩西工農政權的割據而奮斗”的總路線。中共閩西一大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案》，對閩西土地斗爭經驗進行了科學總結，提出了對待各階級政策和“抽多補少”的土地分配原則，為黨的土地革命路線和政策的形成和完善，做出了重大貢獻。“一大”之后，閩西黨的組織得到了空前發展，中共黨員在短短幾個月內增加了3倍，發展到3000余人，佔當時福建全省黨員總數五分之四以上。龍岩、永定、上杭、長汀、連城、武平等縣相繼建立了各級紅色政權，到1929年11月底，閩西已建立4個縣、50多個區、400多個鄉蘇維埃政權，紅色區域迅速擴大，縱橫300多裡，閩西約有80萬群眾分到了土地。工農武裝得到了迅速發展，到1929年9月，已發展到5000多槍支。閩西大地呈現“戰地黃花分外香”，“寥廓江天萬裡霜”的大好景象。
歷史証明，閩西良好的黨的基礎、群眾基礎和武裝基礎為紅四軍入閩提供了很好的條件，而紅四軍入閩又極大地促進了閩西革命形勢的發展，促進了閩西黨和革命武裝、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從而為中央蘇區的建立和鞏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更為古田會議的召開直接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黨內思想認識水平的不斷提高和中央《九月來信》的正確指導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這是一切正義事業勝利的邏輯，也是毛澤東等人領導古田會議勝利召開的邏輯。古田會議的勝利召開既是黨中央和中央領導的支持、中央《九月來信》的正確指導的結果，也與紅四軍黨內思想不斷提高和領導人之間認識統一、精誠團結密不可分。
古田會議召開之前的較長時間裡，如何充分認識並糾正克服紅四軍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加強黨和軍隊的正確建設？紅四軍中有不同的思想和看法，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和矛盾，是囿於歷史階段的客觀條件和認識水平的歷史局限的，包括理論水平、斗爭歷史和哲學思考的不同。《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題注：“中國紅軍從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義創始，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經過了兩年多的時間。在這個時期內，紅軍中的共產黨和各種錯誤思想作斗爭，學到了許多東西，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毛澤東寫的這個決議，就是這些經驗的總結。”
1929年8月初，紅四軍前委書記陳毅前往上海出席全國軍事工作聯席會議，並向中央匯報紅四軍的真實情況，提交了《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等5份書面材料。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會議，聽取陳毅的匯報，成立了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組成的三人委員會，專門研究討論紅四軍的問題。他們一致認為要統一紅四軍的思想，消除紅四軍內部的矛盾，推廣紅四軍的經驗，肯定毛澤東的做法，贊揚紅四軍“有很多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每一個同志注意”，“是在中國‘別開生面’，在過去所沒有看過聽過的。” 特別是當時黨中央實際領導人之一的周恩來敢於擔當，敢於面對。他在接到毛澤東起草的4月5日回復中央信后，就很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起草的《二月來信》是“有些毛病”。他與陳毅一起分析如何正確認識一個政治家，認為一個黨一個軍隊需要自己的核心人物，需要實行民主集中制，一個有辦法把大家的意見綜合集中起來的書記應該是一個稱職的書記，毛澤東當然是紅四軍最好的領導人選，而且是紅四軍的政治領導核心。當時黨中央的另一位實際領導人李立三也認為紅四軍應成為全國紅軍的榜樣，紅四軍既然又叫朱毛紅軍，理所當然應該由朱德和毛澤東共同領導，而且堅持主張毛澤東仍為紅四軍的前委書記。
在反復研究討論取得意見高度一致的基礎上，由陳毅起草，周恩來簽發了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九月來信》），正確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充分肯定了紅四軍兩年來的斗爭經驗和正確做法。如，指示信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 關於“集權制問題。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
《九月來信》以及周恩來對陳毅的口頭指示，對紅四軍黨內的爭論問題作了明確結論，明確要求朱、毛應團結合作，“前委要加強指導機關的威信與一切非無產階級意識作堅決的斗爭”﹔“前委應糾正朱、毛兩同志的錯誤，要恢復朱、毛兩同志在紅四軍中的信仰”﹔“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經過前委會議，朱、毛兩同志誠懇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志了解而接受。”
陳毅在上海期間眼界得到了開拓，思想得到了升華，認識得到了提高。1929年10月，陳毅帶著《九月來信》返回閩西進行傳達，首先與朱德等領導同志取得了一致意見。朱德表示贊同中央指示精神，並努力做好黨內團結的表率。陳毅多次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會議，傳達中央指示精神，並派人把《九月來信》送給在上杭蘇家坡指導閩西特委工作的毛澤東，力請毛澤東回來主持紅四軍前委工作。毛澤東收到了中央指示精神和陳毅的親筆信后非常高興，於11月26日回到了紅四軍前委的領導崗位上，向中央寫信報告，明確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四軍黨內的團結，在中央正確指導之下，完全不成問題。陳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達到。”
11月28日，毛澤東在長汀主持召開了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決定開展紅四軍的整訓工作，准備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糾正紅四軍黨內各種錯誤傾向。12月3日，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進駐新泉，開展了著名的“新泉整訓”。經過十多天的整訓，紅四軍廣大官兵的軍事素質和政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思想認識達到高度統一，成為了古田會議的預備會 。12月中旬，紅四軍領導機關和部分紅軍進駐上杭古田，繼續開展政治軍事訓練，為古田會議的召開進一步做好思想和組織准備。
1929年12月28日，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古田曙光小學隆重召開，120多位代表出席了會議。會議討論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名垂青史的《古田會議決議》。會議選舉產生了新一屆紅四軍的前敵委員會，毛澤東重新當任書記。12月29日，會議勝利閉幕。
古田會議找到了黨和人民軍隊建設的正確方向——用無產階級思想建設無產階級的政黨和人民軍隊，積澱凝聚成為中國革命精神重要組成部分的古田會議精神，凸顯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精神內核，鍛鑄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人民軍隊“軍魂”和著重從思想上建黨、保持黨的先進性的中國共產黨“黨魂”。
（作者：中央蘇區（閩西）博物館副研究員﹔龍岩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古田會議紀念館名譽館長，國防大學、國防科技大學兼職教授）
來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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