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一民
法國大革命不僅在法國現代化歷程中扮演了既承前啟后又開天辟地的重要角色，而且還因其在現代民主政治的創生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被視為一場具有世界意義的政治大革命。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曾將其與同時期發生的工業革命視為“雙元革命”，並稱所有近代國家幾乎都是18世紀“雙元革命”的產物。正因為如此，法國大革命自然受到包括中國史學界在內的各國史學界的普遍青睞。而由於法國大革命及其政治文化曾對清朝末年以來的中國歷史進程產生了顯而易見的影響，在中國的法國史研究領域中，大革命研究更一直是最受矚目的方向。本文將在有限的篇幅裡考察和梳理中國法國大革命史研究的緣起和演變，希望相關論述不僅能使讀者對中國法國大革命史研究的情況有較為系統、全面的了解，而且還能有助於人們從某一獨特的角度來認識和理解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尤其是思想文化領域的嬗變。
有政論無史學：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前期中國的法國大革命史研究
1989年3月，在上海舉辦的紀念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中國法國史研究會首任會長、北京大學教授張芝聯曾指出中國的法國大革命研究的特征之一是“起步較晚”（幾乎在大革命發生一百年之后才開始對此有研究）。此言不虛。如果說在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曾經對整個19世紀的世界歷史進程產生過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的話，那麼，它在當時的中國卻遲遲未能激起應有的回響。行文至此，我們有必要先了解法國大革命的消息是何時傳入中國的。
關於法國大革命消息最初傳入中國的確切時間和途徑，由於人們所能見到的清朝官方文書隻字未予記載，故暫難確定。①此前，曾有中國學者認為，“最先告訴中國人法國發生了革命的是敵視法國革命的英國人，1793年英國派遣了馬戛爾尼到中國談判通商，他朝見過乾隆皇帝，他很可能是把歐洲這件大新聞帶到中國來的第一個西方人”。②但目前中國學界一般認為，法國革命的信息在英國使節馬戛爾尼抵達北京（1793年8月）前二三年已傳到了清廷。此說的主要依據為使節團秘書兼特使缺席時的全權代理喬治·斯當東所著《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的相關記載。例如，該書第九章《經過萬山群島，接近澳門，開往舟山》中寫道：“近兩三年的法國內亂消息在北京已有風聞，那裡所鼓吹的種種破壞秩序、顛覆政府的主張，迫使北京政府加以防范。”③第十二章《使節在通州上陸》中寫道：“還有一點，對最近法國的種種理論，沒有比中國政府更深惡痛絕的。使節團來自西方，中國不願同地球的這一部分接近。英國與法國為鄰，這一事實損害了它和遠方中國的關系。”④第十五章《返回北京，在北京的觀察和活動記述》中寫道：“法國的動亂促使中國官方加緊提防。假如特使攜帶禮物在法國國內未發生暴亂以前來，遭遇到的困難要比現在少得多。”⑤上述記載似可表明，法國大革命的消息在馬戛爾尼使團來華之前業已傳入中國，只是因為清廷的敵視與嚴密封鎖而使得國人對此幾乎一無所知。
由於既仇視法國革命又奉行閉關鎖國政策的清廷對國人嚴密封鎖相關消息，法國大革命不可能在爆發后不久及時作用於中國。更有甚者，在此后的幾十年時間裡，國人對法國大革命一直所知甚少。而且，由於當時中國的國情——中華帝國尚處於鼎盛時期的末尾，政權鞏固，國勢強勁，尤以“天朝物產豐盛”而自豪，因此，即便法國革命的零星信息傳入上層人士，亦不僅不會引起他們的共鳴，反而隻會招來他們的鄙視與憎恨。此外，由於封建專制的清政府當時對知識界實行高壓政策，接二連三地制造文字冤獄，即使當時有文人學士對法國大革命有不同於清廷的想法，也絕對不敢直陳己見。
鴉片戰爭不僅迫使清政府對外開放，同時也使得中國知識界的一些有識之士認識到，為了救亡圖存，必須放眼世界，了解西方。為此，他們從了解各國概況入手。首先向國人全面介紹法國概況的是被譽為戊戌變法運動先驅的王韜。他在根據英文材料編寫了一部《普法戰記》之后，又在1871年根據日文材料編寫了一部《法國志略》⑥。《法國志略》不僅開了中國人自己編撰法國歷史的先河，而且還第一次粗略介紹了法國大革命的始末（內有八節內容介紹1789年革命）。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雖然王韜去過法國，但由於他不通法語，無法閱讀法文書報，他間接得到的法國歷史知識是非常有限的。至於他對法國大革命的了解，更是失之粗淺。事實上，即便王韜的《法國志略》可在一定程度上作為中國法國革命史學的開端，其不足之處也是顯而易見的：既無學術傳承，又無史料依據（其材料基本上取自第二、三手日本譯著）。而且，由於其封建士大夫的偏見使然，法國大革命在其筆下不啻是洪水猛獸。
至19世紀90年代，法國大革命的信息不僅早已在中國傳開，而且開始在中國思想界和政界都成了一個熱點問題。更有甚者，在國勢日危，改革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的背景下，法國大革命史還被卷入了中國政治斗爭的漩渦之中。改良派的代表康有為和梁啟超在戊戌變法的過程中和失敗以后，都曾利用法國革命史的經驗教訓來論証他們的政治主張。例如，1898年，康有為為推動維新變法，向光緒皇帝進呈《法蘭西革命記》，敬告光緒皇帝如果不及早變法將會激起革命。梁啟超則在論述法國大革命的早期著作《羅蘭夫人傳》中，不僅將法國大革命視為“歐洲19世紀之母”，而且還將羅蘭夫人譽為“法國大革命之母”。與此同時，革命派的馮自由、章太炎、鄒容、陳天華、汪東（寄生）、孫中山等人，亦曾利用法國大革命史為自己的政治主張辯護。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說康、梁研究法國大革命，旨在以此為鑒，推動變法維新，在君主立憲制的基礎上爭取實現有限的民主自由﹔那麼，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研究法國大革命則反其道而行之，他們謳歌大革命的精神，對大革命的思想和學說進行有利於其“本土化”的加工改造，在此基礎上力倡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實行三民主義。誠然，我們在翻檢此期以及稍后的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人士就法國大革命所寫的政論文章后不難得出結論，較之改良派，革命派對法國大革命的理解要更加深刻和全面。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一直到辛亥革命時期，法國大革命史在中國是由政論家論述和傳播的。嚴格說來，直至此時，在中國隻有法國大革命史的政論，還沒有法國大革命的史學。
這種狀況在五四運動時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30年間有所改觀。具體而言，在這30年裡，中國的法國大革命史研究較之過去有了長足的發展，開始步入專業化的階段，其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首先，專門研究法國革命史的中國歷史學家開始出現，其突出代表為沈煉之和楊人楩。沈煉之1920年代后期赴法國留學，主修歷史學並獲得博士學位，其間曾經友人介紹，專程赴第戎拜訪在第戎大學講學的法國大革命史大師馬迪厄，並旁聽馬迪厄講授的關於法國大革命史的全部課程。學成回國之后，沈煉之教授在1941年9月出版了《法國革命史講話》⑦。由於此時正值抗日戰爭時期，因而，此書不僅是中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系統的法國大革命史著作，也是一部激勵中國青年從法國革命中汲取力量，發揚愛國精神，奮起抗戰以拯救中華民族的好書。楊人楩在1930年代初赴英國牛津大學留學，曾在牛津大學師從法國革命史名家湯普森教授研習法國大革命史。他於1945年出版了《聖鞠斯特》⑧，此書的前身是他在湯普森教授指導下撰寫的學位論文《聖鞠斯特的政治思想》。此外，他還翻譯出版了馬迪厄的《法國革命史》⑨等經典之作。其次，法國大革命研究不像過去那樣僅僅停留在比較膚淺的介紹、評議、政論層次，而是逐漸注意學術研究的專業性。當然，對這一時期中國法國大革命史研究的水平和成就尚無法高估。事實上，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這30年間與法國大革命史研究相關的學術活動“仍是普及多於提高，一般性多於專業性，翻譯著作多於自撰著作”。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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