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一民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的法國大革命史研究
隨著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的法國大革命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指導下進行法國大革命史研究的階段。在從1949年到1970年代末的約30年時間裡，中國的法國大革命史研究不僅出現了明顯的變化，而且較之前一時期有了某些不容否認的進步。
毋庸諱言，因為各種主客觀因素，中國的法國大革命史研究曾處於“起步晚、底子薄、遺產少、基礎差”（中國法國史研究會前會長陳崇武教授語）的狀況。而這一狀況又必然導致在某些特定的階段內實行史學上的“拿來主義”，即大量借用外國歷史著作。事實上，如果說中國的法國大革命史研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多因襲歐美，那麼在1949年之后的較長時間裡則又提倡一邊倒學習蘇聯。由於蘇聯史學界有重視法國大革命史研究的傳統，並且成績顯著，這導致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不僅也極為重視法國大革命史研究，而且還熱衷於翻譯出版蘇聯學者著述的法國大革命史著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兩種譯著，一是曼弗列德的《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二是盧金的《羅伯斯比爾》。此外，還有根據蘇聯學者選本，從俄文轉譯的羅伯斯比爾的23篇演講，以《革命法制和審判》為題結集出版。簡而言之，在蘇聯學者的影響下，中國學界的主流觀點是把法國革命視為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分水嶺，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革命最民主、最徹底的典型，是歷史上的進步現象。
在熱衷於翻譯蘇聯學者的相關論著的同時，此期的中國學界也翻譯出版了若干出自法、英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之手的試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寫法國革命史的著作，如法國歷史學家阿爾貝·索布爾的《法國革命（1789∼1799）》、英國歷史學家喬治·魯德的《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法國革命（1789∼1799）》是索布爾的早期著作，中文版系根據1951年原著第二版譯出（初版1948年）。值得一提的是，中譯本在附錄中收入了一篇索布爾發表在法國《思想》雜志1954年1、2月號上的重要論文《法國革命中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其中的一些觀點對這一時期中國法國大革命史研究的影響頗大。《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的作者喬治·魯德和阿爾貝·索布爾一樣，曾師從法國大革命史研究的名家喬治·勒費弗爾。他在《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一書中對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歷次群眾運動所做的較為深入、細致的研究，不僅有助於深化中國讀者對法國革命史的了解，而且還在研究方法上對中國學者深有啟發。此外，這一時期在譯介國外的法國大革命史著作方面還極為值得一提的有，商務印書館在1977年出版的由北京編譯社翻譯的弗朗索瓦—奧古斯特·米涅的《法國革命史》。此書法文版出版於1824年，是法國著名大革命史研究專家米涅的成名作，其所敘的史事，始自1789年大革命的爆發，止於1814年拿破侖的失敗。在這部在研究法國大革命史方面具有開創之功的力作中，米涅強調了法國大革命的必然性，並用各種社會階級的不同利益的沖突來說明各個政治集團和派別之間的斗爭，認為恐怖統治與拿破侖專政都是法國階級斗爭的必然結果。需要指出的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中國有關部門出版此書的中譯本不僅是因為原著在法國大革命史研究領域的貢獻與地位，更多地是為了有助於在中國探討階級斗爭理論。
相形之下，這一階段由中國學者自己撰寫的有關法國大革命的著作屈指可數，僅有王榮堂的《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曹紹廉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除了一些小冊子和論文外，系統介紹法國革命的知識性讀物隻有大、中學的外國史教科書。但是，這些大、中學外國史教科書中涉及法國大革命的內容大多吸收外國教材或著作。而且，如果說其在1949年之前基本上取材英美著作的話，那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相當長的時間裡則主要取材蘇聯著作。不過，應當指出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法國大革命無論是在中學歷史課本還是大學歷史課程中均佔有重要地位。富有象征意義的是，這一時期每年的高考，均會出與法國大革命有關的試題。
需要指出的是，在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的這一歷史時期，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間，不僅中國的學術研究處於相對封閉狀態，法國大革命史研究缺乏與國外同行交流的機會，而且，歷史學家的思考和寫作，往往受到政治權力和政治性意識形態的支配和主導，特別是經常會受到“左”的路線的嚴重干擾。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中國法國大革命史研究的發展與提高，導致中國法國大革命史研究長期處於研究領域狹窄、研究課題陳舊、研究層次偏低、研究手段落后、研究信息閉塞的狀態。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一味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與其他歷史研究領域一樣，法國大革命史研究成為政治需要，甚至淪為服務政治斗爭的工具，其形象或聲譽也因此大受影響。
改革開放、特別是21世紀以來中國法國大革命史研究的進展與熱點
令人欣慰的是，始自改革開放，得益於多種有利的條件，中國的法國大革命史研究日益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在不太長的時間裡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熱點紛呈，佳作迭出。
具體而言，1978年12月中國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之后，中國的法國史研究，包括法國大革命史研究很快就初步呈現出繁榮昌盛的前景。翌年8月，中國成立了專門研究法國歷史的全國性學術團體——中國法國史研究會，它的成立為有志於大革命研究的中國學者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交流平台，有利於深化、拓展中國的相關研究。例如，因1979年恰逢1789年大革命190周年，該研究會的第一次學術討論會就以紀念大革命為中心議題，研究會的會刊——《法國史通訊》還為此編發了法國革命史專輯，以后又陸續刊載研究法國革命的論文與譯文。1989年7月14日是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紀念日，為此，中國法國史研究會和復旦大學也在同年3月18日在上海聯合舉辦了“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來自中國、法國、瑞士、英國、蘇聯、美國、日本、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80多位學者齊聚一堂，共同探討了法國大革命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它的歷史啟示、當代法國大革命史研究趨向等問題。
此外，從1978年起中國在大學和科研機構恢復了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的招收研究生的工作，由此，一些高校和研究機構招收了專門學習和研究法國大革命史的研究生﹔一些以世界近代史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其所在高校或科研機構亦把法國大革命作為重要的課程。國際學術交流日益加強，而且，既“請進來”（請著名的外國學者前來講學，其中包括索布爾·伏維爾·孚雷和林·亨特等），更“走出去”（派遣中國學者，特別是青年學者到法國等國家研習法國大革命史，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當然，除了上述值得關注的事件與現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法國大革命史研究的以下變化或許更值得我們重視和肯定：“它不再接受來自‘上面’的‘訂貨’，也不同眼前的需要直接‘挂鉤’﹔它力圖擺脫教條主義、簡單化、庸俗化的影響，通過獨立研究，認識和理解法國革命時期主要人物、事件和18世紀末法國的獨特現象。它不再是單純的‘拿來主義’（盡管翻譯仍佔重要的地位），而是提倡創造性的研究、探討和思考。”
進入21世紀之后，中國對法國革命史的研究和著譯開始進入新一輪的高潮，而這是與學界反思當代中國過去數十年的曲折歷程分不開的。尤其是在中國的改革事業進入攻堅克難關鍵階段的特定背景下，法國大革命再度成為熱點問題，反映了法國大革命在中國具有的經久不衰的影響力。毋庸諱言，在現代化的艱難而漫長的歷程中，中國作為后起的現代國家，很有必要參照別國的發展進程，其中，法國大革命所呈現的經驗與教訓，自然是值得中國人高度重視的重要參照。
2007年，王養沖、王令愉合著的《法國大革命史（1789∼1794）》的出版，意味著中國法國史研究領域也有了出自本國學者之手的大革命通史的力作。該書作為上卷，雖然時間跨度不長，但內容極其豐富，並不局限於政治事件及重要人物，還包括革命時期的社會、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其中，關於宗教斗爭、女性運動、公民教育等以往被忽視的領域的研究，更是可圈可點。
鑒於中國人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是花在“革命的道路”上，且法國大革命在這一過程中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在20世紀90年代即以《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一書引人矚目的高毅近些年來較為關注中國革命中的暴力色彩與法國大革命之間的關系，他在2013年再版其《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時特意增加了兩篇相關論文作為附錄。在第一篇論文《中法文化在法國大革命問題上的歷史性互動》中，他論述了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對法國大革命中兩個基本觀念（“平等”與“自由”）形成的影響，以及20世紀初在中國革命派與改良派之間開展的關於法國大革命的論戰﹔他認為，在整個20世紀中國盛行不衰的革命崇拜，基本上就是在法國革命政治文化的培育和激勵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在論文結尾，他則發人深省地提出如下問題：如何“民主地結束革命”？中國是否應該再次向法國學習“走出革命文化和革命崇拜的歷史經驗”？
第二篇論文題為《法國式革命暴力與現代中國政治文化》。如果說前一篇論文著眼點在於革命觀念的形成，那麼此文則是對革命暴力的思考。高教授認為，法國革命中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民眾暴力實際上與革命本身的任務以及這一任務所面對的巨大阻力相關，換言之，在法國這樣一個具有深厚貴族傳統的國家，想要建立一個政治民主化的統一國家並非易事﹔當他把目光轉向中國近現代史，發現中國革命者對於法國革命中的“嗜血性”尤為推崇。在此文的最后部分，作者力求對前文提出的問題做出自己的回答，並強調道：“法國式革命暴力一旦登上了政治舞台，再要它下來往往就很不容易。結束這種革命暴力實際上是一項極其艱巨的政治文化改造工程……當今中國也正在經歷類似的歷史階段，所以很顯然，正像在上個世紀初一樣，今天的中國仍然特別需要借鑒法國的歷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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