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包鋼
【中圖分類號】D6 【文獻標識碼】A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要求積極吸取當代政治發展中的新經驗，對現有國家治理進行改造。同時，以現代化為目標的國家治理體系建設也不應忽視歷史的維度，需要追溯古代治理實踐中的合理成分，使優秀傳統得以延續和更新。中國古代的王道理念可以被視為一種關於治理的理想、方法和實踐。古代的治理特征是家國一體，古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目標序列來表述個人的抱負。中國傳統的政治實踐中包含著很多協商性的成分，雖然有學者認為那只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咨詢政治，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中發掘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使之服務於當代的國家治理。比如，古代的國人議政代表了一種政治實踐中的平民傳統﹔王道理念也包含了一些民主協商的元素。對古代治理理論和實踐的追溯，或許能夠為當代國家治理的改善提供一種新視角和解決思路。比如，古代諫議制度就有可能發展成為一種監督機制，提高當代政治的審議性。本文系統地梳理了中國的王道理想與實踐，以期為討論國家治理現代化問題提供一個更好的歷史和文化基礎。本文也試圖用一種全新的視角來看待溝通當代協商民主與古代的王道理想，並把協商民主視作復興王道的手段和資源。
本文強調對古代經驗的揚棄，既不應該全盤拋棄歷史傳統，也不應該固守厚古薄今的立場。我們持一種文化保守主義的態度，主張保留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精華。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得以延續將在精神層面為中國人提供一種激勵，激發出敬仰感和認同感。這也使得當代的國家治理不再單純依靠治理效果來提供合法性，而是深深扎根於歷史文化當中，通過對傳統的改造與更新來增加自身的深度與厚度。
當今中國協商民主的學術研究陣營可以劃分為兩派：一派將協商民主的問世視為中國民主的希望和出路。其常見的路徑是將協商政治等同於協商民主架構。當在中國發現協商的鮮明特征時，它被命名為協商民主。①就這一意義而言，中國公共協商的地方實驗確實展示了協商民主的一些特征，②但是這一認識也是不全面的。應該看到，當代協商實踐實際上繼承和發展了儒式協商的道德規范以及傳統中的協商制度。僅僅通過西方協商民主的理論透鏡來理解中國的經驗，容易忽視中國協商實踐的本土特質，甚至導致對實踐的誤讀。另一派則對協商民主不抱希望，它經常從權威主義的視角來審視中國。它認為，在權威主義之下，沒有協商可言，即便就最好的情況而言，也隻有微乎其微的協商。③唯有在選舉民主確立之后，協商民主才會發展起來。④這一路徑存在著嚴重的認知缺陷。它關閉了發展新種類的知識之門，忽略了把權威主義與協商獨特地結合起來的可能性。這兩種路徑都是在現存的協商民主或自由民主的理論框架中展開討論的，他們用各自的理論“消解”新的經驗世界，他們很遺憾地失去了一個進一步深入理解協商政治的機會。
我們試圖超越上述路徑，探索一條綜合性的研究路徑，化解傳統政治實踐與現代民主之間的張力。在重新解讀傳統本土經驗的基礎上，討論中國民主化的前景與路徑。我們把中國的民主化理解為一種對傳統政治文明的繼承與發展，它應該是一條本土化的民主道路。西方式的民主並不是中國民主化道路的唯一選擇。當然，這也絕對不是要摒棄西方經驗，狹隘地推崇本土經驗。我們的目的在於澄清現有的認識誤區，在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民主與權威之間建立一種新的平衡。
對王道理想的探討就體現為一種結合古代政治智慧與現代民主政治的嘗試。我們從王道傳統當中發掘出支持現代民主轉型的資源，同時也把協商民主視為發展和光大王道理想的手段。中國傳統的王道理想與政治實踐中，包含著一系列協商理念以及制度安排。協商、交往、溝通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也是具有豐富形式的實踐，並且先於選舉政治而存在。中國協商政治受益於王道理念，同時也是王道理念的一種形式和方法。沒有協商，就沒有王道。王道必須說理，以德服人，以協商來建構王道。王道原則和價值在當代社會條件下可以理解為一種民主協商的原則和理念，而協商民主是實現王道治理的一種較佳的制度形式和方法。這是本文的基本觀點，為了論証這個觀點，筆者將從協商民主的視角重新認識和解釋王道。
有關王道的現有討論存在著一種誤區：儒家學者往往過於強調傳統的復興，忽視了與當代政治科學的對話，而討論的另一方則刻板地用西方協商民主的理論來看待中國古代的政治實踐，主張否定和拋棄王道理念。我們主張採用一種平衡的視角，重新審視王道理念與協商民主理論的關系。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古代的言官和諫諍制度不具備平等的特質，因而不包含民主協商的成分。筆者反對這種觀點，認為在等級社會中也可以發展出各種協商制度和實踐，協商並不一定以平等為先決條件。應該以更積極的態度來看待傳統，充分承認和發掘傳統政治實踐中的智慧。當然，在當代語境下，平等與民主是政治發展的必然要求。協商民主理論成為我們改造和更新傳統的有效工具，使王道理想與當代政治發展趨勢相契合。
先秦儒家經典文獻中對王道的論述
使用漢達文庫CHANT（Chinese Ancient Texts Database），限於先秦儒家文獻，輸入關鍵字“王道”，可查出幾十處對王道的論述（可是，魏晉南北朝時，“王道”理念衰落了，那個時期儒家經典隻有一次說到王道）。下面是筆者的歸納和總結：
王道是儒家提出的一種以仁義治天下的政治主張，與霸道相對。所謂王道，就是成王、守王之道，或“服人之道”，用荀子的話來說，“君國子民之道”。霸道政治的成王之道在於用權術，憑武力。儒家的成王之道在於貴民﹔儒家超越君王的視角，不以君王利益為中心，而以民本為中心來闡述王道。王道是一種民本之道，一種禮治的政治秩序，一種政治交往理論，一種社會公正的理想世界。實現王道政治，不僅百姓聞風而來，而且蠻人而朝，國安治強。
王道文化是針對霸道政治而提出的一種理念型的政治。春秋戰國時期，各邦爭霸，以力服人，這是中國古代政治的主流。但是在霸道橫行的亂世中，王道理想的形成和發展卻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主流，它旨在建構一個理想世界，並以此來牽制、平衡霸道政治。古語有雲：“王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鹽鐵論·詔聖第五十八》）
王道政治實施甚少。在實踐層面，王道在古代是支流。魯迅曾說：“在中國，其實是徹底的未曾有過王道。”⑤“商君以王道說孝公，不用，即以彊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鹽鐵論·論儒第十一》）“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所以定五經者何？以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凌遲，禮義廢壞，強陵弱，眾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聖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曰：‘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以為政’也。”（《白虎通·五經》）“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然后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載之后，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鹽鐵論·相刺第二十》）
王道的根本在於民本，面對外族（狄人）的入侵，君主為了不損害人民的利益可讓財貨、讓土地。君王的宗族利益只是私人利益，不可因君王自私的宗族利益而犧牲、損害人民的利益。君主如果遵守上述原則，就會得到百姓擁戴，從而奠定王道的基石。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豳民之束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孔叢子·居衛第七》）
孟子向梁惠王解釋了王道政治的基礎，同樣闡述了民為貴的思想。“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
王道是一種公正的政治理念。傳說堯傳位於舜，是經過長期考察其德行，並通過與各部落首領的反復協商而定。宗廟傳位於子孫，是一種私人行為，這是不公的政治行為。王道政治在於確定一種不偏不黨、人民均平、天下為公的理想政治秩序。“《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說苑·政理》）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屣，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至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戴，后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說苑·至公》）
盡管春秋戰國時霸道橫行，王道衰弱，但從長期的歷史眼光來看，王道優於霸道。前文述及，商公最早建議王道政治，秦孝公置之不理。雖然商公以霸道而獲得秦孝公的支持，但是他自身四馬分尸的下場，給霸道政治作了一個最好的歷史評價。中國歷史說明，盡管春秋戰國時霸道盛行，但最終勝利者還是儒家提出的王道政治。“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后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跡，以制御其政，后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新書·過秦（下）》）“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雲：‘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雜）（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為權利者。”（《鹽鐵論·復古》）當代也是如此，中國政府在世界各地廣建五百余所孔子學院，儒家所體現的王道政治應是一種普世價值。
孔子認為，實現王道很簡單，在鄉村層面尤其容易。鄉村真正遵守周禮，建立了禮治秩序。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從之，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於眾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賓。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闋，工告樂備而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脫屨，升坐，修爵無算。飲酒之節，旰不廢朝，暮不廢夕。賓出，主人迎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既明，隆殺既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孔子家語·觀鄉射》）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新語·道基第一》）
王道政治與協商緊密相聯。往往在君臣議政中，群臣力陳王道政治的優點。要成王，隻憑武力不能服人心﹔要服人心，就要靠仁德，靠說理。說理、協商是征服人心、爭取人才的必需手段。上下共議，君王納諫是實現王道政治的關鍵。《忠經·忠諫章第十五》點明，“下能言之，上能聽之，則王道光矣”。陳王問大師曰：“寡人不得為諸侯、群賢所推，而得南面稱孤，其幸多矣。今既賴二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答曰：“信王之言，萬世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代殷，乃興滅繼絕以為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之不攜，抑久〔長〕之本。”王曰：“周存二代，又有三恪。其事雲何？”答曰：“封夏殷之后以為二代，紹虞帝之胤備為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孔叢子·答問第二十一》）再如，武丁與其臣相討論歷史上的興衰之道。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后，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谷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問〕諸祖己，〔祖己曰〕：‘桑谷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后，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十有六〕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說苑·君道》）
王道理論是一種社會交往理論。王道的實現離不開人的交往﹔人的交往離不開人倫情親。沒有深度的、可信的交往，永遠沒有王道政治。一旦實現了王道，“疏者能睦”。儒家強調王道的內涵在於“交全情親”。王道是要修行的，要通過教育來講習，不管社會地位高低，人人都應講習、履行王道的原則。“朋友之際，義存六紀，攝以威儀，講習王道，善其久要，貴賤不改。今民遷久，莫之能奉。故敘《交際》第三十。”（《潛夫論·敘錄》）《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引周昭《新撰》：“交之為道，起自羲皇。造化之初，君臣始立，而有人倫上下之敘，象天地交泰以左右於民也。唐虞三代，莫不因之，故交全情親，則國安治強﹔交敗情乖，則國危治弱。立交者，欲其親也，是故百姓不親，禹作司徒，疏者能睦。廉頗、相如忍忿以崇厚，陳平、周勃感陸生而相親，所以安趙於強敵，定漢於幾殆，此交接之大義，帝王之極務，聞之於《易》曰：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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