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之間如果缺乏互信,相互“搭便車”、互利共贏的情況就難以持續下去
馬:“搭便車”本來是一個經濟學術語,指自己提供公共品后,別人也可以從中受益。其實美國也搭了很長時間的便車。19世紀英國海軍非常強大,保障了全球海上貿易通道的暢通與安全,初衷當然是為了自己,但全世界包括美國都受益。
李:通常而言,小國搭便車是比較普遍的,因為小國安全難以保証,他必須有所依靠,而依靠的對象往往是大國,或者大國領導的集團。但是大國之間,一個大國搭另外一個大國便車的話,風險度就極高。如果一個大國搭另外一個大國的便車,那麼駕車這個國家就倍加警覺,擔心搭他便車的那個大國實力增強到要“搶方向盤”、取代自身的程度。這是大國和大國處理關系中,面臨的一個非常大的兩難。而大國之間如果缺乏互信,或者說互信度不高,那麼彼此之間一旦有搭便車的話,也是非常不順暢、非常曲折的。
美國在自身崛起的過程中,搭了英國的便車,但是我們同樣不能忽視,美國在搭英國便車之前,分別在1776-1781年和1812年—1814年美英戰與英國打了兩場戰爭。所以,英國是不希望美國搭便車的,但是兩場戰爭結束之后,英國發現通過軍事方式是打不敗美國的。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美國還是一個區域性國家,英國則是一個全球性國家,他兼顧的不僅僅是美洲這一塊,還要考慮到世界其他區域,所以英國又不得不容忍美國搭他的便車。美國搭英國的便車並最終取代英國,也不是以一種和平的方式實現的,還是戰爭。兩次世界大戰嚴重削弱了歐洲,從而客觀上為19世紀搭便車的美國提供了一個超越英國的良機。如果沒有這兩場戰爭的話,美國搭便車搭到什麼時候,還真是很難說的。所以,對於搭便車而言,尤其是大國搭大國的便車,是具有高風險的一件事情,非常考驗大國的領導智慧和外交水平。
馬:“搭便車”會讓駕車的人吃虧嗎?還是一種雙贏的選擇?一種是指責別人“搭便車”,覺得自己吃了虧﹔另一種是主動邀請別人“搭便車”,這體現了兩國怎樣截然不同的外交理念?
李:奧巴馬扭曲了一個事實,即他隻強調了中國從美國那裡獲益的情況,而刻意忽視了美國從中國的發展過程中獲益的情況。中國是購買美國國債最多的國家,達1.3萬多億美元﹔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在美國開公司、設廠,客觀上緩解了美國國內非常嚴重的就業壓力﹔每年大量的留學生群體、旅游團體赴美,對美國國內消費有明顯的刺激作用。所以大國和大國之間,如果是彼此搭便車、或者說相互接受搭便車的話,就需要構建一種信任關系,隻有相互信任了,這樣一種相互搭便車、互利共贏的情況才能持續下去,而且不存在一方佔便宜、一方吃虧的問題。美國單方面指責別人搭便車、覺得自己吃虧,其實反映出美國的霸權心態始終揮洒不去,是一種霸權心態在作祟。他擔心美國的首要位置或霸權地位受到中國的挑戰,展現出來的是美國越來越不自信。美國外交中一個很明顯的特征是,以是不是美國的盟友,來衡量搭便車是自己能接受還是不能接受的。如果是他的盟友的話,坦率地說,美國還真願意做出相對的犧牲,當然前提是這些盟友支持他的霸主地位,比如二戰之后的西歐和日本。而如果不是他的盟友的話,美國自然而然地就反感搭便車者。
所以美國一再聲稱,希望看到一個強大的、繁榮的、穩定的中國,堅決不承認他在做破壞中國周邊安全的事。但實際上呢?他的所作所為讓中國周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復雜敏感,中國周邊因美國的強力卷入而紛爭增多。所以美國對華政策方面體現出一個非常有趣的兩面特色,就是“說一套做一套”。比如美國在口頭上說中國要承擔更多責任,但實際行動是,中國隻要一承擔越來越多的責任,要在外交上有所作為,他就認為中國要取代美國的霸權,就炒作“中國威脅論”﹔而中國什麼事都不干,美國就說中國搭便車。這些都反映出美國對華外交,言行不一、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特點。
另外,美國的外交政策往往附加很多條件。你要搭便車可以,但必須改變國內的政治經濟架構,建立起一種合乎美國人要求的那種制度體系,或者所謂的自由秩序。而這樣的一種要求,毫無疑問漠視了世界不同文明、不同國家的差異性,文化傳統的多樣性。
中國就不一樣了。我們歡迎搭便車,展現出來的是中國外交的包容大度、互利互惠、友好平等。歷史上,中國在對外交往中的一個傳統,就是強調要惠及他國。歷史上,中國周邊國家名義上說是向中國進貢,但往往中國給他們的“回禮”也就是實際物質利益,要遠遠多於他們進貢的那些象征性的物品。現在中國對周邊區域繁榮的貢獻得到普遍認可。所以我們說歡迎別人搭便車,這是我們內心的一種真誠想法。同時我們對搭便車的政策是盡可能的包容性,不同社會制度、發展階段、文明歸屬的國家,都可以在中國快速發展過程之中搭中國的便車。這也是中美之間在搭便車中的一個很大不同。
崛起國家和原有霸權國家之間必然以戰爭來解決紛爭,這種西方式思維怪圈不適用於中國
馬:十八大報告中提出,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近些年來,中國在國際金融危機、索馬裡護航、非洲維和行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很多方面都發揮了積極作用。這與國際社會或者美國所希望中國負的責任是否一致?我們又應該如何擔負起與自身能力相適應的責任?
李:在負責任方面,中國和美國的期望是不一樣的,我們絕對不可能按照美國對中國的希望來規劃我們自己的國際責任。國際責任我們不拒絕,我們願意承擔,但是我們承擔國際責任一定要注意幾點。首先,聯合國的核心作用、權威性不能挑戰。這跟美國不一樣。美國許多行動具有非法性,把聯合國擱一邊,自己願意怎麼干就怎麼干。我們非常積極地參與聯合國框架下的一些活動,如索馬裡護航、非洲維和等。其次,我們承擔國際責任,一定是涉及中國自身重大核心利益的,比如說亞投行。再次,我們承擔國際責任,強調要對國際社會負責。美國是問題出來了他要承擔,但他實踐責任的過程往往以地區混亂告終。我們不能像美國那樣,顧頭不顧尾,造成混亂自己就走了。承擔國際責任,強調的是要對國際社會真正負責,要善始善終,致力於建立一個更公平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
最后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我們要承擔和我們能力相適應的國際責任,而絕不是超越於我們現有能力之外的國際責任。國際社會,坦率說主要是西方,有一種捧殺中國的論調,希望中國承擔的更多。他們實際上是希望中國提供的資金更多,從而解決由其他國家不負責任的政策導致出來的嚴重后果,比如美國在伊拉克的爛攤子。再比如2008年美國提出來的G2,很明顯就是對中國的捧殺,把中國推到前面,意圖就是花錢的事中國來干,然后發揮領導作用還是美國來干。
馬:“后起大國總會挑戰現存霸權,不能設想中國屆時會是一個例外。”美國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的這句話,反映了很多西方人內心的真實想法。您也曾說過,能否打破“歷史魔咒”對中美兩國都是一個挑戰。
李: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破除既有觀念對行為的束縛。美國或者說西方的觀念,比如“權力轉移”等理論,認為新興國家和既有霸主國家之間總是會出現戰爭。這種觀念在美國和歐洲是比較流行的。但這雖然是西方歷史傳統下的一種常態,其實卻並不適合於中國。中國是東方國家,和西方的歷史傳統完全不一樣,所以要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一定要破除崛起國家和原有霸權國家之間,必然以戰爭解決紛爭這種西方式的思維怪圈。其次,從長遠角度看,中美有共同的戰略利益。雙方在維持國際體系穩定的基礎上推動國際體系實現漸進性變革這方面應該說是有共識的,雙方關系不必然是沖突的,不必然是敵對的。美國應該客觀地承認,他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之中受惠良多。而不是中國發展挖了美國牆角,相反中國的發展和美國自身的發展是一種互補的關系。第三就是領導層要負責任地引領兩國關系。尤其是美國的領導層。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是中國提出來的,我們的立場已經很堅定,態度很真誠。所以,新型大國關系能否構建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方決策者能否會真正地相向而行,美國的政治精英能否負責任地制訂對華政策,而不是說一套做一套。最后就是雙方之間要鼓勵各層面人員的溝通交流。政、商、教育、人文、旅游,全方位的聯系建立起來之后,就會有更多的人認識到,中美關系合作要遠有利於敵對,再有美國政客為中美合作關系添亂的時候,民眾就不那麼相信這些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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