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志勇：東西方歷史經驗中的治理思想

　　編者的話：

　　什麼是“國家治理”？究竟如何理解當代中國的“國家治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行有關理論建構和實踐創新，都離不開這個思想和邏輯上的起點。《國家治理》周刊邀請國家行政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主任楊文明、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長王浦劬等10位知名專家，聚焦“國家治理”問題，通過不同視角，進行全景式剖析，力求為讀者展現關於“國家治理”概念的全面深入闡釋。本期，我們推出這組策劃的上半部分。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深化改革、構建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打造國家治理能力的戰略目標，引發了學界對“治理”概念的各種詮釋。除了從不同的角度提出對治理的理解，也出現了不少對治理概念的東西方比較。

中西方治理思想演變

　　事實上，“現代” 和“治理”的概念早已有之。 現代是西方社會發展過程中相對“中世紀”提出的一個劃時代概念。 指的是“新時代”、“新時尚”。強調的是社會上的價值理念從拜神、拜教到重人文的變化，從崇尚宗教信仰到崇尚科學理性的變化，從傳統封建帝王政治到以契約法理為基礎的法制社會的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技術能力、經濟結構、社會組織、文化環境、地理空間、生活方式等現象的變化。西方率先工業化的國家在文藝復興后開始了現代化的進程和相關的社會變革。而作為高度發達的封建大國，中國是在鴉片戰爭以后，被迫自我反省和學習西方，尋求用西方現代化的方式，重振中華文明。開始提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皮的現代化﹔后來相繼有了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 進而有了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的現代化等提法。到全面建立現代治理體系的戰略決策被提出，中國在走向現代的道路上，摸索和努力了174年。比起從文藝復興開始七八百年時間的西方幾個大國，中國現代化努力的時間不算長，經驗不算豐富，水平不算高。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問題不是“什麼是現代化”的問題，而是如何在現有的條件下發展成一個高水平的現代國家的問題。現代化有一定的價值、科技、政治理念、經濟理念、組織形式的指標。最好、最新、最高效、最符合廣大中國人民要求的新時代就是中國的現代。這個現代，在中國自己的歷史中找不到，從西方的過去和現代倒可以找到參照。中國要做的，就是做到與現有的參照系一樣好（已有模板和測量標准），甚至更好（超越模板中大家已經認為不錯的標准）。

　　治理的核心意義是“統治與控制”，從中文字面意思看，就是 “統治和理順”各種關系。比較有意思的是在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中，西方改革的理論家們給“治理”一詞賦予了新的含義——即推動社會各界的不同力量共同關心和參與本屬於統治者（國家領導或組織領導）職責范圍的工作。不只是“領導”管，而是大家管，人人管。最先給“治理”這個概念新寓意的是世界銀行的專家們，他們目睹了不少發展中國家政府官員的腐敗、對國際援助資金的侵吞、瀆職和工作不力的現象，但作為民間組織，世行無法直接干預各國內政，於是世行的專家們提出社會力量、民間組織共同參與國家管理，監督和協助政府做好工作，並將這種新的多方參與的管理形式稱作“治理”。世行的專家們還對現代民主治理好壞提出一套測量指標，包括公眾認可與支持度（常被不准確地譯為“合法性”）、法治水平、透明度、問責力、回應力、有效性、參與度、穩定性、廉潔性、公平公正性、戰略目標等。

　　世界銀行關於“治理”的提法，經過若干年的宣傳推廣后，適逢西方保守主義領導（撒切爾、裡根、布什等）的全球化政府改革大大削弱了財政、人員、工作能力的政務環境，許多政府在多年減稅減員的情況下捉襟見肘，不能很好完成希望完成的任務。另外，經濟和信息社會的發展，使公眾對公共服務的要求提高了。在這樣的背景下，多方參與、多元組織參與國家和公共事務管理——治理，就成為了一個被提倡、接受的概念。

　　然而，雖然人們認可治理的概念，但世界銀行專家提出的測量指標，並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可，很多學者都提出了自己對治理的理解和核心的測量指標。原因在於，治理的理念，廣博而久遠。在東方，中國古代的政治家和政治哲學家們早就提出了自己的“治理”理念。西周王朝特別重視治理中禮治的重要性，他們認為禮儀有助於維持社會體制和社會秩序。孔子生於亂世，極力推崇的就是克己復禮。孟子在治理理念上更進一步，堅持民本主義，認為人民利益應當是治理的最高目標。老子建議“治大國若烹小鮮”，讓社會力量互動互補，達到治理的目的。他的思想，是中國文化中最接近治理的思想，遠遠超前於西方的自由主義。秦帝國迷信暴力征服，漢帝國則把軍事力量與文明教化結合起來，唐帝國告誡自己“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很早悟出了平衡調和的治道。而《資治通鑒》記錄的長達1362年漫長政治史，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由此可見，對於歷代封建王朝來講，維護統治才是治理的首要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