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駿：社會戾氣漫溢症結及其破解

　　戾氣事件頻發的深層次原因

　　舊體制打滿“補丁”卻未自動轉化為新體制﹔政府“效率第一”偏好﹔公共利益部門化﹔傳統話語體系或意識形態時常處於失語狀態

　　如果說戾氣漫溢的原因在於社會與個人關系的失衡，那麼其失衡的深層次、結構性的原因又是什麼？厘清這一問題，還需回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結構變遷的基本路徑上來。

　　首先，改革是一個“除舊立新”的過程，必定要求破除原有的阻礙發展的體制機制，在不斷摸索中尋找一條新路，“摸著石頭過河”不但是必要的，也是正確的，中國30多年的發展証明了這一方略的合理性。問題在於，“摸著石頭過河”是以創新探索的當下有效性為標准，隻要行得通的就是合理的，其結果是舊體制打滿了“補丁”，卻沒有自動轉化為新體制，最后難免造成制度層面的“碎片化”效應。而且，“河裡摸石頭”久了，習慣成自然，容易讓人忘了過河最好的辦法還是架橋或建隧道。原有的制度性設置被廢除或無疾而終，新的制度架構及其運作機制或遲遲建不起來，或因不完善建成之后難以運作，如此等等，是當下種種社會問題的共同原因。從“歷史遺留問題”越積越多，上訪制度漏洞百出卻既難以健全、也無法廢止，到官商不勾結難以成事、而勾結之后又壞事居多，再到“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等等，改革以來民眾總結的這些“普遍規律”，無不在提醒人們隻有不顧及制度規定才能“獲得成功”的現實。制度不存在或不起作用，自然激發各人競相 “以個人方式解決問題”，也鼓勵了通過“暴戾化”來發財和“維權”的積極性，戾氣事件也因此而高發。

　　其次，中國改革既採取了“效率優先”的原則，又採取了政府驅動的模式，兩相結合造就了政府的“效率第一”偏好，一定程度上違背了公權力機構以維護公平為首要職責的原則。為了發展經濟，政府不但未能在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端平一碗水”，還為了提高GDP增速而直接介入市場，裁判員成為運動員，導致市場原有的“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特性被過度強化。從不給合理補償就讓國有企業職工強制下崗、居民物業被強制拆遷，到農民工被欠薪得不到行政和司法機關出面維權，再到醫保投入不夠導致醫患關系緊張、工薪階層血汗收入被高房價榨取殆盡……政府相信“以目的証明手段的合理”，全力推動經濟發展，造成全社會公權力缺位和公平正義缺失的狀態，個人得不到公力救濟，隻能選擇私力救濟，無所約束的戾氣因此漫溢開來。

　　再次，在行政主導的中國社會結構裡，對政府和官員的約束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但改革以來，為了刺激地方政府和官員推動經濟增長的積極性，“放權讓利”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釋放了民間資本的空間，而是給了官員更大的“自由運作”空間。自上而下的約束放鬆了，自下而上的約束卻沒有及時建立，大量人為設置的行政審批和自行其是的收費項目，讓各級政府和不同部門迅速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公共利益部門化”之后，與民爭利的現象也愈演愈烈。在強大的公權力和肆意擴權的行政官員面前，不在同一條利益線上的個人大批淪為權錢交易的犧牲品。（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成為政府變現土地的同謀的購房者發了大財，而居所或土地被政府和開發商看中的居民及農民，則在強制拆遷或征用中利益受損。）在違規但不受制約的官員手中，公權力成為個人的直接對立面，個人在無力對抗公權力、更無法通過公力救濟來維護自身權利的困境中鋌而走險，做出極端行為，甚至直接挑戰政府。於是，反社會的自焚、縱火、濫殺無辜便成為一部分失去理性者的終極手段。

　　與此同時，因為公共秩序的失范影響了經濟發展，所以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從中央到地方始終強調“穩定壓倒一切”，試圖以強力規范秩序。不考慮社會效應地發展經濟和不加區分地強調穩定，二者結合后便催生出一個奇特現象：一方面隻要有利於經濟發展，各級政府什麼手段都敢用，無所顧忌﹔另一方面隻要能夠保持穩定，確保經濟發展大局不被破壞，什麼條件都敢答應。GDP增速和穩定狀態成為各級政府考核的兩大核心目標，官員所有關心點都聚焦於“發展與穩定”之上，“花錢買太平”成為重要的維穩策略。然而，官員所重視的，恰恰就是民眾的博弈籌碼，“維穩”既然成了官員的軟肋，必定也成為個別膽大妄為者的殺手锏，各種以制造不穩定為要挾的手段應運而生，從群訪、醫鬧到縱火、濫殺無辜，目的或者是借官員平息事端的迫切心情，而肆意勒索“贖金”，或者借把事情搞大，掀起輿論波瀾，向當事官員乃至中央政府施壓或報復，戾氣事件因此變得多發、復雜而且性質更趨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