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口緣何不斷膨脹？調控該往哪走？

　　北京人口為什麼會不斷膨脹

　　人口流入北京，與北京擁有較多的就業機會、優質的公共服務和較低的生活成本息息相關：

　　1.北京的收入水平遠遠高於周邊地區。河北、河南、山東等省是北京的主要人口輸出地，來自這三個省人口佔北京外來人口總量的40%以上。北京與這些主要人口輸出地區的收入差距在擴大，1996年北京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分別是河北、山東、河南的1.8倍、1.6倍和1.9倍，到2012年已經擴大到2.2倍、2倍和2.3倍﹔在人均財政收入方面，北京與這三個省的差距從1996年的5.1倍、4.3倍和6.8倍，變化為2012年的5.6倍、3.8倍和7.4倍，除山東的相對差距略有縮小外，河北與河南的差距進一步在擴大。

　　2.相對周邊城市，北京外來人口生活成本較低。將北京與外來人口輸出省及其省會城市作對比發現，北京各項生活成本水平相對較低。北京的一檔電價，分別比石家庄、濟南和鄭州低8%、14%和13%，而天然氣價格分別低15%、15%和9%（由於濟南天然氣價格數據缺失，我們使用青島價格進行替代）。從物價上漲看，北京1995-2012年的食品平均物價指數為104.96，分別比河北、山東和河南低0.14、0.25和0.65。從物價數據來看，北京相關物價水平並不高，部分物價甚至要低於周邊。從物價指數變動來看，相比河北、山東與河南，北京物價指數最低，這意味著北京物價漲得慢。而從居住來看，根據我們的調研，城市地下室和城鄉結合部農民出租屋為外來人口提供了廉價的住房，租住農民出租屋的支出大約佔農民工收入的15%-25%，居住成本並不高。

　　3.北京的公共服務水平全國最好。北京的人均財政支出分別是河北、山東和河南的3.3倍、3.1倍和3.6倍，這使得北京的公共服務水平遠高於這些地區。北京集中了全國最好的大學、最好的醫院等優質資源。全國排名前50位的大學中，有9所在北京﹔按綜合實力排名的前20所重點中學中，北京佔6所﹔北京有51所三級醫院，約佔華北地區三級醫院總數的24%。優質公共資源的集中分布和較高的公共服務水准，直接影響外地高收入群體到北京集中，也間接帶動了就業機會的增多。

　　從經濟社會發展趨勢來看，北京仍將持續吸引人口的聚集：

　　1.北京經濟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的態勢將繼續保持。從國際經驗看，發達國家首都區（或發展水平最高的地區）人均GDP水平大致為全國水平的2倍（2000年前后數據）以內，比如東京為1.82倍，倫敦（包括內倫敦和外倫敦）為1.5倍，巴黎約為1.5倍，德國人均GDP水平最高的漢堡地區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6倍。巴西裡約熱內盧和印度新德裡情況有所不同，分別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38倍和2.5倍。2000年北京人均GDP是全國平均水平2.62倍，到2010年降低為2.5倍。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區域均衡發展是總體趨勢，最發達地區人均GDP水平與全國平均水平差距一般會不斷縮小。發達國家最發達地區人均GDP基本不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２倍，而北京與全國平均水平仍有2.5倍的差距，區域差距是客觀存在的，北京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仍然是巨大的。

　　2.就業、收入的吸引力繼續存在。2007年以來，北京固定資產投資對就業的帶動均高於全國水平，這也是北京吸引人口快速膨脹的重要原因。2007年，北京萬元固定資產投資創造的新增就業僅略高於全國水平，但到2011年，這一數據已是全國的2倍。未來，隨著北京產業結構的進一步調整，以三產為主的產業結構，其就業帶動能力更強。北京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與全國平均水平的絕對差在擴大。2005年北京城鎮居民比全國平均水平高7160元，到2013年已擴大為13366元。期間，雖然相對差在縮小，但絕對數持續擴大。

　　3.行政調配資源的能力依然強大。北京作為首都，具有無與倫比的行政調動資源的能力，在農產品、水、能源等方面，北京都在全國范圍內優先予以保障，保水、保電、保氣、保農副產品等應急措施趨於常態。例如，近幾年每年從周邊區域調入2億立方米的應急用水，每年用電高峰期對北京周邊限電等。在行政調動各類資源能力的背后，也包含了對北京的價格補貼，在以國家財政投入為主實施的調水工程中，作為受益者之一，北京仍能享受較低水價。

　　4.高房價和交通擁堵不會成為阻礙北京人口增長的因素。北京高房價是北京優質公共服務資源高度集中以及主城區土地資源稀缺性等因素的體現。優質資源吸引了高收入人口進入，進一步抬高了北京的房價。外來人口的住房問題主要通過各類出租屋來解決。戶籍人口中的中低收入人口的住房主要依賴於保障房和出租房，高房價對他們影響有限。

　　濃縮式的人口膨脹和汽車增長，加大了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北京交通問題解決的難度。認為交通擁堵是屬於嚴重“城市病”，實際上只是從相對富裕階層的角度來理解和認識“城市病”。很多人對高房價和交通擁堵的不滿，是因為他們作為后發城鎮化國家，卻向發達國家攀比並以其作參照系，要求北京在十幾年內解決發達國家城市上百年才能解決的“城市病”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