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新立：穩增長改革投融資體制立竿見影

　　培育經濟增長第四極

　　中國証券報：很多時候政策的初衷和執行總不免有距離，以你的職業經歷來看，問題一般出在哪裡？對於去產能、去杠杆的難題和調結構穩增長的追求，你有何建議？

　　鄭新立：這說明，政府施政能力對於改革和發展非常重要。現在穩增長的政策還缺乏系統性，對於要做的事情，可以先由發改委明確提出目標，經國務院批准后，由財政、金融、環保、工信、水利和農業等部門形成合力，共同推動。至於調結構穩增長，當前至少有幾個方向是明確的，第一是高鐵，包括城市軌道交通﹔第二是環保﹔第三是城市公共服務﹔第四是戰略性新興產業、新能源新材料等﹔第五是那些能夠替代進口的大宗物資的產業，例如PX等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可怕，完全可以實現以產代進﹔第六是努力形成一些區域增長點，如京津冀，又如淮河經濟帶等。

　　中國証券報：淮河經濟帶？

　　鄭新立：是的。如果豫皖蘇三省能綜合治理，統籌考慮，淮河流經區域就有望形成一個長達千公裡的河川式水庫，從而在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之外，成為中國的第四增長極。

　　我們受有關部門委托所做的調研顯示，如果對淮河兩岸堤壩加固加寬加高並重新打通入海口，隻要河道保持50億立方米的保有水量，萬噸級輪船可由江蘇的濱海直接開到蚌埠，萬噸級船隊可行至上游的河南息縣和周口。此外，水資源還可供兩岸灌溉，甚至調水至淮北地區如宿州、阜陽和亳州等干旱地區。將來如果沿岸再修一條鐵路和高速路，再考慮到淮河兩岸地區輸出的幾千萬農民工，人力資源豐富，這一區域發展不可限量。

　　我們建議，把淮河經濟帶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統一規劃，可以成立一家類似三峽公司的淮河開發總公司，來對淮河治理和沿岸農業、工業、旅游等資源進行統一規劃和開發。這一想法，我們已向發改委主要領導進行匯報並獲得認可，中交公司也表現出了高度興趣。

　　市場配置資源 政府宏觀引導

　　中國証券報：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如何理解這一背景下的政府作用？

　　鄭新立：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並列的，二者同等重要。千萬不能認為市場起決定作用了，政府就可以無所作為，如果在面對一些重大的結構調整任務時不積極引導，這就會使我們走到另一個極端。事實上，由於信息不對稱等多種原因，很多時候市場力量也需要政府的宏觀引導來幫助其更快、更好地實現資源最優配置。

　　能不能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是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的分水嶺。現在有一種傾向，過度地提倡經濟自由化，不管政府干什麼都要批評，這是不對的。如果政府縮手縮腳，誰能擔負起錯過改革時機的責任，誰能承受浪費時間的后果？在市場經濟下，政府不必干預企業的具體生產，而是管理、引導項目是否符合產業政策，是否符合環保標准。越是在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的爬坡階段，越是需要發揮政府調控的作用。國外經驗已經証明，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是把市場作用和政府調控作用結合在一起的。

　　中國証券報：在社會組織發育不夠、市場談判主體缺失的情況下，簡政放權能否收到效果，市場秩序會不會反而受到損害？

　　鄭新立：必須承認，我們跟發達國家比，在社會治理體系上的一個明顯不足就是社會中介組織還非常薄弱，應當由社會組織發揮作用的地方，很多都還是政府在替代。這的確是一個需要關注的問題。

　　但換一個角度看，問題的暴露恰恰是好事，這提醒並推動消費者可以組織起來共同維護利益，從而變成推動社會組織發展的契機。應當說，經過三十余年的改革，市場主體已經逐步發育起來了，我們簡政放權的時機也完全成熟了。

　　投融資體制改革最迫切

　　中國証券報：在資源集中於大城市的同時，戶籍制度、社保等藩籬卻橫亙於前，如何破局？

　　鄭新立：大城市的就業機會多，生活成本高﹔小城市機會少，生活成本低。要解決這個矛盾，一是要加快中小城市的產業發展，發展縣域經濟，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二是在大城市周邊結合中小城市形成一個城市群，用高鐵連接起來形成半小時生活圈和一小時商務圈，這就可以解決大城市房價高、進入難的問題。

　　大城市的戶籍門檻確實是一個難以繞開的問題，不顧資源承載力有限的現實情況而強制放開，並不可取。為此不妨打開思路，通過大力發展縣域經濟來減輕大城市壓力。一方面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在提升，另一方面當改革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時，大城市的吸引力不如以往，門檻問題自然消失。

　　立足於此，在經濟發達的地方，要盡可能推動就地城鎮化﹔在大型特大型城市，主要通過推動城鄉一體化、建設交通網絡來形成城市群，通過這個辦法來緩解其人口交通的壓力。對於沒有產業支撐的小城市，可以通過建設便捷交通、拉近大城市距離來解決﹔離大城市遠一點的，可以通過次中心城市的連接來解決，帶領周邊地級市和縣城的發展﹔再偏離一點的，也可以利用當地特色資源優勢產業如旅游等。

　　對於城鎮化，我們總結了18個典型共10種模式：一是鄉鎮企業帶動型，如蘇南和浙江﹔二是出口帶動型，如東莞和綏芬河﹔三是資源開發和深加工帶動型，如鄂爾多斯﹔四是旅游帶動型，如麗江﹔五是承接產業轉移發展型，如長沙和吉安﹔六是是什麼資源都沒有，靠市場帶動型，如義烏，已成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城﹔即便是什麼資源都沒有的地方，也能做好文章。例如甘肅定西鼓勵種土豆和百合，一個縣建了大概上千個澱粉加工廠，生產和銷售澱粉﹔寧夏部分地區種枸杞、葡萄，用黃河水養鯉魚，這些都是開動腦筋積極謀變的結果。

　　中國証券報：城鎮化是一個相對長期的戰略，你覺得眼下最迫切的改革應當是哪個領域？

　　鄭新立：最重要、最迫切的當屬投融資體制改革，特別是找到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資如何吸引社會資本的辦法。這一改革的推進，對於經濟增長的效果將立竿見影。其次是金融體制改革，現在社會資金雖然很多，但企業融資成本很高，難以承擔。有人估算，實體企業目前的融資成本高達10%-11%，這對於我們所要的穩增長極其不利。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改革需要決心，也需要眼光，企業死掉了，銀行業也難生存。(記者 胡東林 郭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