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恩格斯的自畫像

1817年（即馬克思誕生前一年），歐文在法國參加一次主權國會議，在會上，他遇到了歐洲會議的秘書長——一位老權貴，歐文極其賣力地向他說明：由於科學和貿易的發展，現在大家的利益是糾合在一起的——特別是勞資的利益是糾合在一起的，精英們必須認識到這一點，而隻有認識到這一點，努力地發展科學教育、改善民生、擴大就業，在“水漲船高”的情況下，歐洲上層的財富才會穩步提升，生產力的發展才會持續。但這位政治老前輩的回答卻令他大驚失色，這位權貴淡然說：“是的，我們很清楚這一點，甚至比你更清楚這一點，但是，如果群眾變得聰明和富有了，經濟和思想獨立了，統治階層將如何控制他們呢？”

歐文終於發現了他自己的一廂情願和“錯誤”的根源：原本在他看來，隻有民生搞好了，社會才會穩定，如此統治者的統治地位才會穩固，但是，在統治者看來，倘若老百姓變得更聰明富有了，那就不好控制了，如此，社會才會真的不穩定。

歐文不得不離開歐洲，到美國去。在印第安納州，他建立了一個叫做“新和諧”的社區。因為需要在歐洲賺錢，歐文就將“新和諧”社區交給美國人泰勒去經營，但是，泰勒是個騙子——他不僅卷走了歐文的財產，還把歐文告上法庭。“新和諧”社區很快就垮了，這是歐文經營產業歷史上的第一次失敗，他幾乎把所有的錢都虧損了。

這次失敗之后，幾乎所有的歐洲沙龍都對歐文關門了，盡管很多達官貴人還欠了他的錢，但卻借機對他避而不見。以前，這些人說他是慈善家，是最成功的企業家，是天才管理者﹔現在媒體要麼不報道他，要麼就無情地打擊他、誣蔑他。

歐文隻好單干了，他最終成為工會運動的創始人。歐文主持了英國工會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歐文畢生堅信，勞動者可以憑借基層的市場組織——勞動者公社，戰勝經濟危機。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當中，這樣謳歌說：“當時英國的有利於工人的一切社會運動、一切實際進步，都是和歐文的名字聯在一起的。”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3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歐文最終一貧如洗地回到了威爾士老家。當年他兩手空空離開家鄉闖世界的時候，還是個英俊少年，他一度是歐洲乃至全世界最成功的企業家，並曾經富甲天下，最終，他還是兩手空空地回來了——不過卻懷揣著對一個美好和諧新世界的夢想。

而當馬克思還是個英俊少年的時候，他也曾這樣寫道：

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贊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誨我們，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為人類犧牲了自己——有誰敢否定這類教誨呢？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麼，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但是永恆發揮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洒下熱淚。馬克思：《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毫無疑問，羅伯特·歐文就是這樣的人。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如此盛情地贊揚了歐文，也許恩格斯從歐文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畢竟他們有太多的相似之處，甚至都是曼徹斯特成功的企業家。“這個人具有像孩子一樣單純的高尚的性格，同時又是一個少有的天生的領導者”——實際上，恩格斯也正好是這樣一個人。恩格斯曾謙虛地說：“馬克思是天才，我們至多是能手。”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9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恩格斯將他的第一部暢銷書《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全部版稅收入贈給了馬克思，隻要馬克思說沒錢了，恩格斯馬上就給他寄錢。如果不是恩格斯發動和領導，共產主義的幾個國際都不可能成功。恩格斯是天才的組織者、實干家和企業家，他的才能，絕不限於可以把曼徹斯特的工廠弄得很不錯。

但恩格斯毫不猶豫地把“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之一”的桂冠給了歐文。在恩格斯看來，歐文的方案不是“不科學”，歐文的失敗，也絕不是因為他不懂經濟運行的要害和弊端究竟在哪裡，在企業經營方面，歐文比幾乎所有空談的政治經濟學家都強得多。

歐文失敗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歐文的改革只是局限在工業社會內部，甚至就是工廠內部，他不知道資本家並不是企業家，資本也不僅僅是產業資本，作為資本投資者，資本家的唯一目標是資本擴張，因此，生產發展的速度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趕上資本擴張的速度。這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在資本投資者或投機者面前，企業家也是被剝奪的對象，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不但勞動不可能戰勝資本，而且，企業家也不可能戰勝投資家和投機家。因為資本家完全可以不投資、不經營現實資本特別是產業資本，而是利用金融手段，通過剝奪全社會而獲取高額利潤﹔資本家還可以投資於戰爭，進行剝奪性積累;也許更為重要的是，資本家可以投資於政治，當所有的政客都聯合起來反對歐文的改革的時候，他必然面臨著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聯合起來封殺他的厄運。

第二是思想水平的局限。正像康德迷信“內心的道德法則”一樣，歐文關於工業文明的運行最終將遵循“和諧規律”的看法，乃是很成問題的，資本與生產活動相對立，這不僅表現為企業家與“合伙人”的目標是不同的，歸根到底還在於資本的法則與生產和交換的法則是不同的。用馬克思的說法，前者叫做“擴張中的崩潰”。當然，這並非因為歐文“讀書太少”使他難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而是因為當時的科學就是把世界理解為本質上是“和諧”的，那樣的科學的基礎就是康德所謂“先天綜合判斷”，即這樣一種科學其實隻不過是代表了18世紀對待世界的一種哲學方式，它把世界理解為“有規律的”與“合目的的”。

歐文不知道他個人的命運取決於資本主義的命運：隻有在資本主義遇到危機和崩潰的時候，他的改良方案才是可以接受的﹔而在資本主義的上升期，他的經營越出色，他的成效越顯著，他的方案便越被看做是嘩眾取寵、神經錯亂的產物，他本人越被視為“可有可無”。

然而，恩格斯說，歐文的思想激勵了也必將不斷地激勵幾代社會主義者前赴后繼，因此，借用他贊美馬克思的話來贊美歐文，其實也是合適的：

他的英名和事業將永垂不朽！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60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