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盧梭與中國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授權 獨家連載

勞動成為“雇佣工人”的生存形式，而教養的“佔有”則成為“有教養者”的特權。

精神哲學根據其神學起源對自然科學和由自然科學促成的工業一無所知，也沒有認識到，人在工業勞動中物化了自己，卻沒有積極地表現自己。

——卡爾·洛維特

當《論科學與藝術的復興是否有助於使風俗日趨純朴》風靡歐洲的時候，清王朝正處於“康乾盛世”的頂峰，擁有“十大武功”的乾隆皇帝足以成功擊退來自廓爾喀和回疆的挑戰，更雄視海上的荷蘭、英國勢力如同海盜、倭寇。乾隆時代，中國GDP佔世界的比重為325％，即使是今天美國的經濟總量佔世界的比重，也不能與康乾時代的清帝國比肩。

但是，正是這樣一個偉大的帝國，在盧梭看來已經日益腐化，而且即將走向衰落和崩潰。

盧梭預言清王朝必將垮台的理由主要有兩個：第一，中國竟然按照一個人是否能寫得一手好文章來選拔官吏﹔第二，中國普通百姓缺乏讀寫能力，在中國，文化是一種特權並與勞動和勞動者相對立，這就是為什麼這個發明了造紙術和印刷術的國家，文化的傳播和普及程度都落后於歐洲，換言之，一個由少數人壟斷著文化知識的國度絕非戰無不勝。

盧梭這樣說：

我們為什麼要到遠古的時代去尋找事實的証據呢？其實，可靠的証據就在我們眼前。在亞洲有一個領土廣袤的國家﹔在這個國家裡，隻要文章寫得好，就可以當高官。如果科學可以使風俗日趨純朴，如果科學能教導人們為祖國流血犧牲，能鼓舞人的勇氣，中國人民早就成為賢明的、自由的和不可戰勝的人民了。如果他們不是滿身惡習，如果罪惡之事在他們中間不是司空見慣，如果大臣們都有見識、法律都很嚴明，如果這個龐大帝國的眾多居民能保証自己不受愚昧和粗野的韃靼人的羈軛：如果這樣的話，這個國家的那些飽學之士對它又有什麼用處呢？他們滿身的榮譽能給它帶來什麼好處？讓它處處都是奴隸和壞人嗎？

清王朝固然在經濟上是首屈一指的，固然在文化和藝術上也是領先於世界各民族的，但是，這種令人驕傲的文化卻與現實的生產活動無關，中國士大夫文化鄙視勞動者，因此，它就不能發展出歐洲那種立足生產實踐又推動生產發展的科學。

自漢董仲舒主張“獨尊儒術”以來，中國即以周之“文飾”教育選拔社會精英，魏晉尚清談文辭，至南朝梁武帝，則開創了以“詩文取士”的先河。隋朝立國，即看到這“重文”之弊，《資治通鑒》說：

魏之三祖，崇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藝。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裡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制五言……以傲誕為清虛…緣情為勛績……構無用以為用也。

李諤的這番話非常著名，只是他雖看到了問題，卻不能糾正，而唐開“文辭進士科”，則進一步助長了虛文作風，可見風氣既成，如江河日下，非有大力，實難以變革。

在這個意義上，盧梭的觀察同樣是敏銳的，中國人引以為豪的那種士大夫文明，從本質上說，如果不是脫離現實的，便是把人民培養成奴隸和鄉願的工具。

李諤所謂“未窺六甲，先制五言”，是指孩子還沒有學會數數，便先學作詩，而這也便是盧梭這樣沉痛地說道的：

你們的孩子不會說他們自己的語言，但卻能說在任何地方都用不著的語言，會作一些幾乎連他們自己也看不懂的詩。孩子們不僅沒有學到區別真理與謬誤的本領，反而學會了一套善於詭辯的技能，把真理與謬誤搞混，使人分不清真偽。什麼叫崇高，什麼叫正直，什麼叫謙和，什麼叫人道，什麼叫勇敢，他們全然不明白。“祖國”這個親愛的名詞，他們充耳不聞。

盧梭問：歐洲的科學進步了、藝術繁榮了，可這又怎麼樣呢？沒飯吃的人越來越多了，關心現實中勞動者處境的人反而更少了，因為有本事的人都去追求學術和藝術去了：

為了學者們的利益而設立那麼多機構，反而模糊了科學研究的目的，使學者們為搞科學研究而搞科學研究。從人們採取的辦法看，似乎是擔心農夫太多而哲學家太少。我不想在這裡貿然把農業和哲學加以比較，人們是不喜歡做這種比較的。我隻想問一問：什麼叫哲學？最著名的哲學家的著作裡講了些什麼？

大哲學家們啊，我們是從你們手中學到許多深奧的知識的，現在，請你們告訴我：如果你們不教給我們這麼多東西，我們是不是因此就會人口減少？是不是就不會治理得這麼好？是不是就不這麼為人所畏懼了？是不是就不這麼繁榮或者更加邪惡了？現在，回過頭來談你們的業績。請你們想一想:連你們學者當中最有知識的學者和公民當中最好的公民所完成的那些業績對我們的用處都如此的微乎其微，那麼，對於那一群空耗國家錢財的不入流的作家與游手好閑的文人，我們應當怎樣評說呢？

清代的郭嵩燾是駐英大使，這個人算是嚴復的入門師傅。作為一代改革家，郭嵩燾深刻地批判士大夫的作風與文風，他說：唐代重視藝術和文辭，宋代重視致知窮理，這統統都是對知識的敗壞，而從那之后，中國文明就走了歪路，因為士大夫與老百姓心裡隔著一座大山，他們思考、研究的問題統統與老百姓的生活、與國計民生毫無關系，這樣的知識越多，知識者便越反動。而郭嵩燾的看法其實也與盧梭相同，即認為與現實生產實踐無關的“藝術和學術敗壞了人類”，“文士”和理學家們更把政治、經濟、司法和軍事當成“賤業”而加以鄙視，而這樣的“文士”和歐洲的形而上學家一樣，實則乃是游手好閑的“閑民”，統統是些無用之物，是文明發展的絆腳石：

古無有以“士”名者。自公卿大夫之子，下及庶人，皆入學。其能為士者，與其耕者工者，各以所能自養。其有祿於朝，則有上士、中士、下士之等，其次則任為府史。……至漢猶然……或歷仕公卿，或懷道守節，隱見不同，而皆不辭賤役，所資以為養然也。唐世尚文，人爭以文自異而士重。宋儒講性理之學，托名愈高而士愈重。人亦相與異視之，為之名曰“重士”。不知所謂士，正《周官》所謂閑民也。士愈多，人才愈乏，風俗愈偷。故夫士者國之蠹也。然且不能自養，而資人以養，於國家奚賴焉？然自士之名立，遂有峨冠博帶，從容雅步，終其身為士者，而士之實乃終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