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盧梭與中國

這就是說，戰國時代卿與將是不分的，此即所謂“出則為將，入則為卿”，文與武也是不分的，“士”並沒有脫離現實事務，更未將此視為“賤業”。大規模崇尚虛文的作風是唐宋之后才形成的，郭嵩燾指出：這種作風不能被視為中國文明的進步，毋寧說是文明的退化。

李約瑟曾經認為，中古時代的中國社會非常適合發展前文藝復興時期水平上的自然科學，而且有適合這種科學水平的“無為”觀念，但是，這種“無為”的觀念卻像“高水平均衡陷阱”一樣，又不能使中國產生近代式的自然科學，因此，非有現實運動的干涉，否則立足於抽象思辨的無為哲學便很難產生近代科學突破。李約瑟把中國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歸因於中國的“官僚科舉制度”阻礙了近代歐洲那樣的商業行會的出現：

在中國文明中，決不可能出現一個商業佔優勢的社會秩序，因為官吏體制的基本觀念不僅與貴族封建制度的世襲原則相對立，而且也與富商的價值體系相對立。在中國社會裡確實可能有資本的積累，但要將其運用於長期生產性的工業部門，則總是受到學者型官僚的壓制，其他任何可能威脅到他們的至高無上地位的社會活動無疑也遭此同樣命運。因此，中國的商業行會從未獲得過接近歐洲文明中的城邦商業行會那樣的地位和權力。

但是，現代中國杰出的科學家竺可楨則駁斥了科舉制度阻礙中國科學發展的觀點。與錢學森一樣，竺可楨彰顯了生產活動，特別是知識與生產結合，在近代科學興起與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至於時文八股的束縛人的思想自由，消磨人的光陰，的確與中國科學的不能發達有相當影響。但從兩宋到明清凡是有識見的人，從朱晦庵、文文山，到顧景范、袁子才沒有不痛恨科舉，鄙棄時文的。有許多學者最初作時文為了要功名，等到有地位以后，就可鑽研他們所喜歡的學問去了。所以清朝雖以八股取士，仍舊無礙於當時漢學的發揚了，從此也就可以曉得科舉制度，並非科學不發達的重要原因了。

據我個人的見解，近代科學即實驗科學所以在中國不發達，是由於兩種原因。一是不曉得利用科學工具，二是缺乏科學精神。實驗科學的最重要工具，是人們的兩隻手。不用手無論什麼實驗也難得做的。希臘的科學家對於幾何學、天文學貢獻極大，但是希臘不能產生實驗科學，也是因為希臘人鄙視勞動的緣故。希臘以后，羅馬時代對於科學可以說沒有什麼貢獻，不久就到了中世紀黑暗時代。等到16世紀中葉，才產生了近代科學的開山祖師伽利略。

竺可楨認為，鄙視勞動是我國古代聖賢傳統的一種觀念，這種觀念造成知識與勞動的分離以及空談心性、崇尚虛文的士大夫文化，中國和希臘都發展了前文藝復興時期水平的科學，但都未發展出近代科學，這裡的關鍵就在中國和希臘知識文明都鄙視勞動。因此他建議當時的國民政府，應加強學生的動手能力和勞動觀念，隻有讓知識與勞動相結合，才能發達科學、實現富強：

今日學校裡邊的學生還是和從前士大夫階級一樣，仍是嫌惡用手，嫌惡勞動。希望教育當局能夠在小學裡邊，就改移學生這種觀念，這種態度，使個個小學生得到相當用手的訓練。成人以后，以能自食其力為榮，不以勞動為可恥，則將來不但可以增進生產，減少消耗，而且可以發達科學。

中國要講富強，要發達實業，要追上歐美的物質文明，必須要發達實驗科學。要發達實驗科學，決不是僅僅買幾座無線電、幾架飛機所能了事，必得人人肯用他們的手來做實驗，來做工作。

竺可楨認為，並不能一般地說作為“選賢機制”的科舉制是壞的，但是，如果“選賢”依據的標准是脫離實際的“虛文”，如果這種“選賢機制”造成知識者與現實、民眾與生產的隔絕，那麼它就是壞的，而這也正是近代科學不產生於中國的原因：“歸根講起來，中國農業社會的機構和封建思想，使中國古代不能產生自然科學。此種機構，到如今還大部分遺留著。人民一受教育，就以士大夫階級自居，不肯再動手。在學校所習科目，隻問其出路之好，待遇之豐，更不校量科目之基本訓練如何，個人興趣如何。把利害之價值放在是非之價值上。”

錢基博先生（錢鍾書的父親）在《近百年湖南學風》中指出，中國之所以落到近代以來這樣一個被動挨打的悲慘境地，並不是因為中國一般地缺乏藝術和學術，更不是因為讀書人不“價值中立”，而恰恰就是因為中國的讀書人一向就是個超越現實的特殊階層，這個階層就叫“士大夫”，他們的學術與藝術從根本上脫離生產活動和社會實踐，不關乎產業經營，甚至無須動手，這些人實際上也沒有宏濟艱難的真本領，即所謂“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這就仿佛今天的中國托庇學術與藝術之振興，以為隻要有一批專家好好做學問，中國的科學就不再落伍，但這是十足的夢話。因為鄙視勞動、鄙視動手、鄙視試驗和實踐的士大夫傳統依然存在，所以今天的受教育者往往是一進入大學便思“考公務員”，凡屬吃苦、動手、跑路的專業亦因為“出路不好”而令人望而止步：

道喪而文敝，得賢者起而振之，豈曰小補。然此特士君子不得志於時之所為耳。既已達而在上矣，則當行道於天下，以宏濟艱難為心。托文採以庇身，而政綱不問﹔藉詩酒以娛日，而吏事不修。陋習相承，已非一日。……匡主濟時之略，先憂后樂之懷，執事雅量及此，庶能任天下之重者。……若規永叔、子贍之節概以自多，採退之、魯直之詞華以自豪，此承平無事之世，所為優游以養大臣之望者，而非當今之所急，以無救於治亂之數也。

錢基博先生的這些話，恰恰使得我們再次回到了那個曾經令盧梭淚流滿面的問題：知識活動與生產實踐的關系問題。而這也正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問題”——社會再生產與生產活動的關系問題。

在人類的歷史上，中外聖賢們的心思其實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