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資產階級與現代迷信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授權 獨家連載

他破除了對權威的信仰，是因為他恢復了信仰的權威。他把僧侶變成了世俗人，是因為他把世俗人變成了僧侶。他把人從外在的宗教篤誠解放出來，是因為他把宗教篤誠變成了人的內在世界。他把肉體從鎖鏈中解放出來，是因為他給人的心靈套上了鎖鏈。

——馬克思

在很多人看來，資產階級——特別是“西方資產階級”是最有文化的階級，資產階級文化就是“先進文化”，而無產階級則是“隻會生孩子的階級”。

持這種看法的人，要麼是已經被資產階級的社會再生產領域徹底洗腦，要麼就是對真實的歐洲歷史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他們不會明白：為什麼包括馬克思在內的杰出知識分子，會把資產階級看做最沒文化的階級，會把資產階級文化視為落后文化，視為基督教神學的變種，視為一種現代迷信。

正像佔有和盜取無產階級的勞動成果一樣，資產階級只是佔有和盜取了“別人的科學”。如果說資產階級也有自己的文化，那麼，它繼承和發揚的就是歐洲腐朽的宗教迷信和神學文化，即使那些最進步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只是把神學和迷信換成了“形而上學”這種貌似新穎的表述而已，但在本質上，神學與形而上學並沒有什麼不同。

正如上帝居於基督教世界的核心那樣，資本居於資本主義世界的核心。資本家只是把宗教的“虔信”轉變為“信用”，而這就是信貸制度——投資放債制度的基礎。資本也並不是財富，恰恰相反，資本要消滅一切現實世界裡的財富，為的就是將其轉變為投資——“想象的財富”和“對財富的想象”，資本把一切有形的財富轉化為投資即“對財富的許諾”，轉化為“有待實現的財富”，就此而言，資本從根本上說是虛擬的。而對於投資或者投機失敗，對於“想象的財富”和“對財富的許諾”會在現實中落空這個殘酷的問題，資本投資家的回答倒是極其簡單、天真而有趣的，那就是：相信你的想象，相信你的判斷，相信你的投機——“相信上帝與你同在”。而這又使得“信用”再次回到了“虔信”。

馬克斯·韋伯指出資本主義的文化基礎是“新教”，馬克思則說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基礎是形而上學，這其實都是說，資本主義是建立在資本可以脫離現實生產活動自行增殖這個簡單的神話的基礎上。正因為資本主義生產與交換活動建立在資本無限積累和增殖這個想象的基礎上，所以，“虛擬經濟”支配“實體經濟”就只是一種表現而已。而所謂“一切經濟危機都是信心的危機”這句十分簡單的話，卻深刻地說到了問題要害：資本主義就是一種現代迷信。而這裡的“信心”，就是對資本永恆積累的信心。

我們這個世界上佔支配地位的經濟活動，其實是建立在“信用”這個“想象的沙灘”之上，而並非建立在真實世界裡的生產和交換的基礎上，並非建立在對現實的經濟活動和生產勞動的清醒評估的基礎上。於是，現代知識的使命也就是把信仰歸於想象，而把觀察和試驗歸於科學——最早提出這一歷史任務的，是英國一位由於被控貪污受賄而賦閑在家的大法官，他就是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這位大法官於王陽明（1472—1529年）去世31年后出生，於明朝滅亡（1644年）之前18年去世——他65歲的時候因在嚴寒中做實驗患上感冒而死。培根的一生，恰好經歷了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中西方實力走勢的大轉變——中國的衰落和西方的崛起。

培根指出，世上有兩種知識，一種知識依賴“想象力”，神學和經院哲學的知識就是如此。實際上，一切概念和范疇都是人類想象力的產物，這樣一種知識活動無非是人們頭腦中概念與范疇的推演。

另外一種知識依賴“理解力”。所謂理解力，就來自對於現實事物的觀察、試驗和歸納，它不能依賴頭腦的“冒測”，不能依賴“信心”，而是依賴現實中手的勞作、眼睛的觀察，隻有當頭腦被手的勞作所証實，當事實糾正了“人心的冒測”時，真正的知識才能形成。這種真正的知識，就是科學。

培根指出，神學和經院哲學長於語言論辯，這是因為：語言乃是建立在抽象的邏輯和范疇之上的結構，而抽象的邏輯和范疇之間的聯系與轉變，依賴的隻能是想象力，比如說，我們在現實中面對的是千姿百態、各式各樣的樹，但是“樹”這個概念是現實中根本不存在的，要理解“樹”這個概念，我們隻能依賴想象力。而培根指出：妄圖用“現實中根本就不存在”的東西去解釋現實，這本身就是虛妄。

因此，培根對於經院哲學的批判不是與之辯論，而是指出“想象力”與“理解力”是不同的，即人們在頭腦中“想象”一個事物，與在現實中通過試驗和觀察“理解”一個事物是完全不同的。培根把經院哲學的思維方式稱為“人心的冒測”，簡單地說就是“獨斷論”﹔他把自己確立的新的認識方式稱為“對自然的解釋”。培根認為，前者僅僅是在辯論中征服論敵而已，並不是在行動中征服自然。培根表示，對於“真理”，應該求助於“自然和經驗的光亮”，必須誓絕那些無謂的“黨爭”，而經院哲學和神學一樣，無非是靠動員人的聯想和想象去制造一個幻想的世界，因此，它必然是幻覺的、浮夸的和半詩意的：

迷信以及神學之糅入哲學，這對哲學的敗壞作用則遠更廣泛，而且有著最大的危害，不論對於整個體系或者對於體系的各個部分都是一樣。因為人類理解力之易為想象的勢力所侵襲正不亞於其易為普通概念的勢力所侵襲。那類好爭的、詭辯的哲學是用陷阱來困縛理解力﹔而這類哲學，由於它是幻想的、浮夸的和半詩意的，則是多以諂媚來把理解力引入迷途。

在培根看來，文藝復興也是從基督教中脫胎出來的，“人文學者”身上還帶著教士的影子，他們爭來爭去，爭的無非還是些抽象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自從基督教取得信仰，力量強大以來，絕大多數的才智之輩都投身於神學去了﹔最高的報酬都施於這個事業，各種各樣的幫助也都極其豐富地提供給這個事業﹔這種對於神學的專注主要地佔據了屬於我們西歐人士的那歷史的第三階段或時期培根把西方的“學術革命”分為三個歷史時期，即古希臘時期、古羅馬時期和他所處的文藝復興時期。這裡說的“第三階段或時期”指當時的文藝復興時期。﹔而就在此時文獻亦正開始興盛，宗教的爭論也正開始興起，這就又加強了這種情況。

為什麼神學和經院哲學有礙於人類理解力的發展？這就是因為它們把知識活動束縛在人的頭腦之中，它們依賴的工具是不可靠的想象、聯想和幻想，它們限制著人類的觀察能力，而對經驗的鄙視則阻礙了對自然的探索和了解：

人們認為，若與那種局於感官、限於物質的一些實驗和特殊的東西保持長久而密切的接觸，就有損於人心的尊嚴﹔特別是因為那些東西要搜求是費力的，要沉思是不值的，要講述是粗俗討厭的，要實踐是不夠曠放的，而其數目又是無限，其精微處又是過於纖細。這樣，對於經驗，且不說是予以放棄或處理不善，乃竟是以鄙視的態度而加以排斥﹔因而最后就走到了這樣一種地步：真正的道路不只是被放棄了，而竟是被鎖斷和堵絕了。

因此，培根要求將“想象力”與“理解力”分開，將頭腦與手的實踐、眼睛的觀察分開，同時將神學和經院哲學訴諸的“信仰”與解釋自然的科學知識分開：

因為要尊奉錯誤為神明，那是最大不過的禍患﹔而虛妄之易成為崇敬的對象，卻正是理解力的感疫性的一個弱點。而且現代一些人們正以極度的輕浮而深溺於這種虛妄，竟至企圖從《創世記》第一章上，從《約伯記》上，以及從聖書的其他部分上建立一個自然哲學的體系，這乃是“在活人中找死人”。正是這一點也使得對於這種體系的禁止和壓制成為更加重要，因為從這種不健康的人神糅合中，不僅會產生荒誕的哲學，而且還要產生邪門的宗教。因此，我們要平心靜氣，僅把那屬於信仰的東西交給信仰，那才是很恰當的。

所謂“把那屬於信仰的東西交給信仰”，其言外之意，當然就是“把那屬於科學的東西交給科學”。培根強調：不能用基督教信仰的思維方式研究或干涉自然科學，因為這是兩個根本不同的領域。實際上，培根先於康德涉及了信仰和科學的二元性問題，雖然他這裡的“信仰”還是傳統基督教的神啟宗教，而不是康德意義上的“道德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