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無產階級與現代文明的起源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授權 獨家連載

科學的發生和發展一開始就是由生產決定的。

——恩格斯

馬克思是大知識分子，是無比杰出、深邃的學者，但是，人們卻把他稱為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

以批判“舊世界”和現存資本主義秩序為工作目標的馬克思，終其一生很難說崇拜過什麼，如果有的話，那麼，他畢生崇拜的就是無產階級。

一個大知識分子、一個如此偉大的學者畢生竟然以無產階級為服務對象，這在今天的“精英”們看來，如果馬克思不是在“作秀”，那一定就是“神經錯亂”。

我們首先要知道：馬克思畢生謳歌並為之戰斗的無產階級，乃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無產階級是與現代歐洲文明一起產生的，它是作為現代科學技術的發明者和掌握者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的。馬克思所理解的無產階級，從一開始就既是勞動者，但更是知識者——先進生產力與先進文化相統一的代表者﹔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使在今天的歐洲，我們恐怕也很難看到、找到馬克思所知道的那種“無產階級”了，曾幾何時，在勞動成果被剝奪的同時，無產階級創造的先進文化——包括科學技術也被資產階級盜取了，無產階級已經被從社會再生產領域中驅逐出來，兩手空空地走向了黯啞的物質領域。

馬克思所說的那個無產階級的前身，是以“行會”為依托的工匠階級，而正是工匠們推動了歐洲的文藝復興，正是他們所開創和引導的“自然的知識”大潮成為歐洲啟蒙運動的內核與動力，也正是他們在生產勞動中，為了縮短勞動時間、減輕勞動負擔、利用自然力以增加社會財富而萌生的那些日積月累的發明，促進了科學與技術的大革命，並最終推動了歐洲歷史上最重大的變革——現代工業革命。

歐洲科學技術史表明：自16世紀以來，歐洲無產階級及其前身工匠勞動者就是歐洲社會前進的根本動力，是他們引導了文藝復興、開辟了啟蒙的自然知識領域，最終正是他們的后繼者——產業無產階級創造出現代科學技術。16世紀以來直到工業革命的發生，在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工匠和產業無產階級一直就是歐洲最文明、最有文化的階級，在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勞動與知識非但沒有分離，而且，人們還日益認識到：隻有思辨體現為行動，隻有頭腦被手的試驗、勞作所証實，如此獲得的知識才是“真正的知識”﹔而這就是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的動力，是歐洲“新文明”的實質，這個“新文明”的基本特征就是唯物主義，它最終的代表者當然就是無產階級。

馬克思主義並非橫空出世，它首先是歐洲現代新文明的產物，因此，隻有將馬克思放置到歐洲新思想家的群像之中，他的面貌才能被更為清晰地看到。可惜的是，在這一方面，我們過去做得不夠。

為了補上這一課，我們現在就必須從啟發了馬克思的歐洲思想“先驅們”說起，而他們當中最為重要的，首推盧梭。

實際上，在馬克思之前，是盧梭最早認識到：現代社會的興起，乃是與社會分化和社會不平等相聯系的。盧梭目睹了城鄉分化背后農民與商人的分化，目睹了城市裡巧奪天工的工匠與能說會道的“人文學者”之間的分化。作為工匠的兒子，盧梭認為那些能說會道的“人文學者”本質上與神學家們一樣，都不過是些靠煽動迷信，靠調動人的不可靠的“想象力”，以促使人相信、接受一種可疑的社會價值標准的“騙子”，他們與辛勤勞作的農人和巧奪天工的工匠們不同，正是這些“形而上學家”敗壞了歐洲文明，也敗壞了人類的“理解力”﹔一旦將他們消滅干淨，鮮紅的太陽（“人類理解力”的太陽）將照遍全球。

讓雅克·盧梭（1712—1778年，康熙五十一年至乾隆四十三年），1712年6月28日出生於日內瓦，他的父親伊薩克·盧梭與古典物理學的祖宗牛頓同名，是日內瓦的一位鐘表匠師傅。通過盧梭的家世，正好可以使今天的我們能夠穿越歷史，去認識什麼是歐洲的工匠階級，去了解工匠階級在歷史上能夠做什麼以及他們實際上做到了什麼。

盧梭的家世很不幸，鐘表匠伊薩克·盧梭的太太蘇珊娜因孕育偉大的雅克·盧梭難產而死，這場災難還造成了新生兒先天尿道畸形，這個痼疾折磨了天才盧梭一生﹔鐘表匠父親伊薩克一輩子自然是對這個新生兒又愛又恨，因為這個孩子是“魔鬼的禮物”，他害死了自己的母親。但是，從今天的角度看，盧梭的這位鐘表匠父親完全就是一位杰出的學者，因為他的腦袋裡不僅裝著鐘表行走的規律，還裝著宇宙按照自然秩序循序漸進的想法，在他看來，宇宙就是個鐘表，上帝便是鐘表匠行會的總舵手——上帝是最大的鐘表匠：

伊薩克是有學問的人，他給孩子講天體的運行和哥白尼的學說，還講了宇宙學的基本知識。1719年冬天讓雅克七歲時，把母親留下的小說都看完了，接著就讀他外祖父薩穆爾·貝爾納教士留下的書。這一次，他開始讀另外一類書籍：他讀莫裡哀的作品和奧維德的《變形記》，還有呢！父子兩人開始讀納尼的《威尼斯史》、博絮埃的《世界史講義》、豐特耐爾的《關於宇宙多元性的談話》和《死人的對話》﹔還瀏覽了塔西陀和格勞秀斯的著作。甚至勒絮爾的六大卷《教會和帝國史》他們也不厭其煩地讀。盧梭說他“幾乎能把這部書背下來了”。在搖曳的燭光下，伊薩克修鐘表，而讓雅克則朗朗讀書。

“伊薩克修鐘表，而讓雅克則朗朗讀書”——這情景令人無限感慨。我們不要忘記，他們讀的乃是天體物理，是莫裡哀、塔西陀和格勞秀斯，是羅馬史，並不是“故事會”。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這幸福的場景絕不是學院裡研究生的求學時光，而是一個普通鐘表匠和他的兒子的日常生活。而今天的我們已經完全不能想象這一場景的重現：一個修表師傅或者鞋匠，能夠一邊在街頭勞動，一邊與他的兒子討論康德、黑格爾、德裡達、玻爾和愛因斯坦。

盧梭的童年生活便是那個時代歐洲工匠階級日常生活的寫照，而我們將會看到，7歲時的燭光最終變成了《社會契約論》照徹全人類數個世紀的燈火。

實際上，歐洲文藝復興的主體並不是所謂“人文主義者”，因為它的主體，就是盧梭老爹那樣的工匠階級。不必說在文藝復興初期神學家和經院哲學家們與勞動實踐完全脫離，即使當時的“人文學者”的生活也完全如此。人文學者們重視的是古代經典、語言文字和文學形式，而並不是盧梭的老爹在修表過程中研究的《關於宇宙多元性的談話》這類著作，人文學者們既不會修鐘表，當然也從不關心一切能夠減輕勞動負擔的技術性問題，恰恰相反，在人文學者們看來，鐘表匠們關心的只是些“愚蠢的問題”，這是因為人文學者不必修理機械和地球，他們依賴王公、貴族和銀行家的資助為生，並持有其資助者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偏見，他們蔑視體力勞動者。

科學史家齊塞爾正確地描述了文藝復興時期知識與勞動的關系，他指出，那個時候，外科醫生與理發匠沒有區別，藝術家與刷牆工和裱糊匠沒有區別，科學家與石匠和鐘表匠沒有區別。后來名震歐美世界的“共濟會”，起初也不過是下層石匠的行會組織（后來美國多名總統都是“共濟會”成員），在文藝復興時代，他們統統為大學裡的“人文學者”所鄙視：

“技”藝和“文”藝的社會對立，腦體的對立，影響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所有智慧活動和職業活動。大學訓練出來的醫生鐘意於對古代醫書評頭品足﹔而需要動手術和做解剖的外科醫生則與理發師為伍，社會地位與助產士相差無幾。文人學者與藝術家（指藝術性的技師——引者注）相比，人們更仰慕前者。14世紀，藝術家還沒同刷牆工和石匠區分開來。

實際上，推動了包括哥倫布航海在內的歐洲地理大發現的人們，就是一群直接從事生產實踐的普通勞動者，盡管他們在大學裡的人文學者們眼裡是“下等人”：“在大學學者和人文學者之下的是手工藝人、水手、造船工、木匠、鑄造工和礦工。他們在技術進步和近代社會發展的道路上默默無聞地工作著。他們發明了航海指南針和槍支﹔建造起造紙廠，鋼絲廠和模具廠﹔他們創造了鼓風爐，16世紀把機器用於採礦業。他們沖破行會傳統的限制，受到經濟競爭下產生的發明的鼓舞。無疑，正是他們成為經驗觀察、試驗操作和因果關系研究方面的先驅。他們沒有受過教育，可能還是文盲，正因如此，今天我們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工匠中也分高級工匠、藝術工匠和一般的手工業者。高級工匠，正如盧梭的老爹一樣，正是一群熱愛讀書和善於學習的“文化人”——非常幸運的是，歐洲的文字絕沒有漢字那般的繁難，即文字沒有成為阻礙知識向下層傳播的樊籬，何況那些被當時的“人文學者”鄙視的“不著調的知識”也並不是用拉丁文寫的。而通過讀塔西陀和莫裡哀，通過讀牛頓和宇宙多元性的學說，這些高級工匠和飽學的天文學家、醫生、人文學者有過接觸。從這些學者朋友那裡他們知道了阿基米德、歐幾裡得和維特魯維奧﹔但他們的創造精神是從自己的工作中得到的。盡管他們不能將這些實踐知識理論化、體系化，但他們貢獻了多數的技術發明創造，從而成為真正的科學先驅。正如齊塞爾所說，雖然“不能把這些高級工匠叫做科學家，他們是最貼近科學的先輩。他們理所當然成不了當時世人眼中可敬的學者。科學方法的兩個組成部分：智力的系統訓練與實驗觀察在1600年以前仍然是割裂的。前者把持在上層有學問的人手裡，這些人包括大學學者和人文學者﹔而后者則或多或少地留給了下層平民勞動者”.。

“工匠”與“學者”之間彼此隔絕的局面，在16世紀終於得以改變。這首先就是由於歐洲的宗教改革——或者干脆說是“宗教迫害”運動，工匠們為了躲避宗教迫害，紛紛逃亡，這就使得工匠行會在北歐和英格蘭聚集起來，工匠們的力量在那些地區空前壯大了，工匠組織佔據了社會的主導地位，於是，工匠們不再滿足於“行會”這種組織形式，而是要形成一個“行會”的大聯合，在盧梭的家鄉日內瓦，他們把這種聯合體稱為“共和國”，並開始把自己稱為“公民”或者“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