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
京津冀協同發展存在哪些問題？動力何在？參與研討會的專家普遍認為，最主要的問題是存在一些思維誤區，該地區要協同發展，離不開政府推動並創造必要的條件，但關鍵還是要靠市場。隻有打破行政分割，讓市場在區域資源要素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一重大國家戰略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一畝三分地”誤區
“在現在的區域經濟版圖中，京津冀地區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陳耀說，改革開放之前，我國有三大經濟重心，一個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地區，一個是京津冀地區，還有一個是遼中南地區。改革開放后，珠三角地區快速崛起，長三角地區強勢發力，京津冀作為一個整體發展不盡如人意。
陳耀認為京津冀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04年以前，北京和天津為誰是京津冀的龍頭、誰是經濟中心而爭論不休﹔2004年以后進入第二階段，這個時期明確把天津定位為北方經濟中心，尤其是濱海新區上升為國家戰略后，天津的發展非常快﹔第三階段是從今年開始，在國家的大力推動下，京津冀一體化進入到一個實質性的行動階段。
“我理解一體化就是要素自由流動，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同城化，產業協調發展，經濟社會融合。”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說，我們現在離這個目標還很遠。“京津冀三地之間缺乏協調機制，每個地方都是‘一畝三分地’思維，自己搞自己的，三地之間的要素資源配置關聯度不高。”
專家們表示，相較於我國另外兩大經濟中心——長三角和珠三角，京津冀地方的區域協調發展做得不是很好。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主任張佔斌說，珠三角在一個省內，協調難度相對較小﹔長三角雖然涉及三個省級行政區，但上海是龍頭，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有巨大的牽引作用，也容易協調﹔京津冀地區則不同，有京津雙核，很多時候想協調也協調不起來。
正是由於這些原因，京津冀三地在功能定位和產業布局等方面存在諸多交叉和重疊，長期難以解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員王輝說，從2003年以來，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問題不僅沒有得到緩解，而且還有所退化。
“根據我們所做的研究，2003年時京津冀產業重構主要是京津之間的問題，這兩大城市之間的產業重構程度比較高，與河北之間產業的差異性相對較大。現在京津產業之間重構程度在降低，但天津和河北之間的產業雷同在增加。”王輝說。
政府做什麼
目前，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焦點問題是首都功能疏解和產業轉移，與會專家和地方官員對此也十分關注。張佔斌說，按照北京市的新定位——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很多產業不符合這個定位，應該轉移出去，配置到其他地方。
“北京希望轉移出去一些產業，河北也希望承接一些產業，但雙方在認識上還是有差距。”河北省涿州市發改局局長徐亞東說，北京轉移出來的可能大部分是高耗能、高污染企業，而河北希望承接一些更好的資源。
不過北京也有北京的難處。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長趙弘說，北京的資源實際上很大一部分是中央資源，包括中央單位、國務院單位、中央軍委單位，還有大醫院、大學、大企業、科研機構等等，背后都是中央部委，作為地方政府，北京要調控這些資源也是很困難的。
“我認為，在國家層面應該有一個宏觀上的規劃，明確河北哪些區域承接哪些功能、哪些產業，否則各縣市都在到處亂跑亂撞，可能會形成無序競爭，帶來嚴重內耗。”徐亞東說。
專家們也表示，政府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上確實需要發揮更好的作用，主要包括明確不同地區的功能定位、做好產業規劃、推進區域基礎設施銜接、提供更為均衡的公共服務、共同治理環境等。
趙弘說，京津冀協同發展必須要加快推進三地的硬條件和軟條件對接。“硬條件就是基礎設施，包括北京與周邊城市的城際鐵路等﹔軟條件就是制度，包括高考制度、養老制度、醫療制度等等，要消除這些阻礙區域一體化的制度瓶頸，完善公共服務。”
王輝認為，理想的城市群，資源配置應該像西式婚禮上香檳塔的模式，香檳倒在最上面的杯子，滿了之后在自然力的作用下溢出到下一層的杯子，直到每個杯子都是滿的。資源配置也應該是這樣，市場機制會讓它流向最合理的地方。在京津冀地區還很難達到這種狀態，誰的嗓門大、誰的行政地位高，就可以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因此，政府除了要做好規劃和制度的銜接之外，自身也需要改革。“京津冀協同發展這麼多年沒有實際的突破，關鍵就在於體制機制深層次的原因。”王輝說，隻有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才能真正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
關鍵在市場
參與研討的專家們普遍認為，京津冀協同發展不盡如人意的關鍵，是這一地區的行政力量過於強大。“制約京津冀發展的症結應該說大家已經有比較明確的共識，就是政府的力量超強，市場作用相比長三角和珠三角有明顯的不足。”王輝說。
相關數據也可以印証這一點。2013年，北京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民間投資佔比是34%，天津是50%，河北是78%﹔再看長三角和珠三角，不僅有較多的外商投資，民間投資的佔比也很高，江蘇是68%，浙江是61%，廣東是56%。這說明，京津冀地區尤其是北京、天津兩市，政府和國企投資明顯偏高，行政力量在當地經濟發展中舉足輕重。
其結果就是行政區經濟帶來的市場割裂。河北工業大學京津冀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張貴說，京津冀協同發展最大的瓶頸是沒有構建起一個富有活力的、統一的區域市場。表現為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和迅速集結，生產活動不能對接協作，更不能互補互助。
“這個地方國有企業佔比比較大，民營資本比較少﹔特大企業比較多，中小微企業比較少﹔沒有建立一個統一的區域性的市場游戲規則。”張貴說，一定要引導民營經濟發展，增加市場活力，這是統一市場的基礎和最大動力。
趙弘表示，今天的協同發展一定要考慮一個背景，就是市場經濟。計劃經濟時代，我們可以靠行政命令讓企業和事業單位搬遷，但現在必須要考慮它的可行性、代價、成本甚至后果。
專家們認為，實際上隻要做好基礎設施對接、公共服務對接、各種制度對接，市場完全可以實現資源流動，在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上發揮決定性作用。
新華社天津分社副總編輯張濤說，隨著京津城際鐵路的開通，兩個城市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比如天津的很多旅游景點，90%以上都是京字頭的大巴﹔去年天津吸引的內資中來自北京的佔了30%，口岸進出口貨物中來自北京的超過了20%。“所以，隻要把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一體化先做好，功能的疏解和產業的轉移依靠市場力量就可以實現。”（記者 高遠至 齊雷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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