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麗：美國霸權正在衰落嗎？

二、美國權力、制度、文化霸權衰落的深刻緣由

1. 經濟危機的沖擊以及國內政策不利導致美國權力霸權的基石削弱。早在2008年, 美國就有學者撰文指出，美國正在經歷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衰退，布什執政時期是美國走向衰落的起點。2008年以來，美國憑借美元霸權以及在國際金融秩序中的絕對優勢地位，將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嚴重災難大部分轉嫁給了其他國家，但是經濟危機給美國帶來的是硬實力的重創。奧巴馬政府執政后，在貨幣政策的推行上採取了“量化寬鬆”的手段，遏制了美國經濟飛速下滑的趨勢，但是造成了世界糧價和石油價格的暴漲，擾亂了國際金融秩序，致使美國飽受其他國家詬病。在貿易領域，奧巴馬重拾貿易保護主義，墨西哥、韓國、意大利等十余個國家成為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受害國。

2. 新興國家與美國間的利益沖突使得重塑美國構筑的國際制度成為必然。通過國際制度的建構主導國際事務，是二戰后美國霸權的最顯著特征，而霸權的背后則是霸權國的國家利益驅動和價值取向輸出。制度霸權與傳統的軍事霸權相比較，具有更強的隱蔽性、滲透性和可行性。二戰結束前后，在美國倡導下建立並運轉的一系列國際組織、聯盟，包括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北約、美日軍事同盟等，都是美國通過其運行機制來稱霸世界的手段。21世紀以來，新興國家對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機制發出了不同的聲音，甚至嘗試在國際社會中獲得發言權，建立有利於實現自身利益的國際機制。盡管目前它們在國際社會中尚未形成一個統一的聯盟, 但非西方世界整體性力量的增強無疑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霸權壟斷地位形成了沖擊。

3. 文化本土化訴求突破文化美國化模式。把美國文化作為世界各國的榜樣文化是美國文化霸權的全球戰略目標。近年來，美國在全球兜售漢堡包的同時，也在不斷販賣“快餐文化”，構建自身的文化帝國大廈。然而，首先，文化具有自主性與傳承性特征。2005年10月20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關於保護並促進文化表達多樣性公約》，提出了謀求本國文化傳承和民族文化特色的訴求。這映射了世界多數國家對美國文化侵蝕、滲透的恐慌與不滿，反映了它們謀求本國文化傳承和民族文化特色的價值訴求。隨著新興國家力量的增強，保護本土文化已經成為它們在觀念上的訴求，各國積極發展本土文化，全方位打造與完善本土文化產業，這是美國文化霸權面臨危機的根本性因素。其次，本土文化產業的不斷發展與完善間接地抵制了美國文化產業的入侵，這是美國文化霸權面臨危機的經濟性因素。長期以來，“美國大片是推進美國流行文化向國外傳播的最重要的一股力量”。然而，這種狀態目前已有所改變。2013 年“十一”黃金周期間，我國各大院線被14部國產影片壟斷，這不同於往年美國大片蜂擁而至的場景。此外，新興國家之一的印度作為亞洲最大的電影生產王國，其寶萊塢影片也在蠶食著美國的電影市場。

三、我國的戰略應對

如何把握美國的霸權衰落給中國帶來的戰略機遇，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我們必須思考應對的一個重大戰略問題。

1. 美國霸權衰落、中美權力漸進轉移，但長遠看，此過程是前進性與曲折性的辯証統一。當前，美國面臨的紛繁復雜的國際環境主要有以下兩個特點：一是中國作為潛在挑戰國的現實存在，二是美國霸權衰落的長期性、不確定性因素的客觀存在。美國的權力轉移不會呈現直線型上升的態勢，而是螺旋形上升的漸進過程。美國戰略選擇可能會有以下三種模式：第一種模式，以自由主義理論為依據而產生的和平禪讓戰略，即將領導權以和平方式體面地交給其他國家，例如20世紀英國霸權向美國霸權的轉移。第二種模式，以防御性現實主義理論為依據，運用霸權衰落管理戰略，在延續霸權衰落的同時，靜待機遇力爭霸權恢復的戰略，例如英國在1763—1815年間的戰略選擇。第三種模式，基於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而產生的對潛在挑戰國發動戰爭進而確保霸權的戰略，例如古希臘時期的斯巴達對雅典。

筆者認為，第一種模式的戰略選擇在現實社會中幾乎沒有可能，美國絕不會把權力和平禪讓給其他國家。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先后實施“重返亞太”戰略、“亞太再平衡”戰略、調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投票權比例等制度性措施，涉及西歐、中東北非、亞太等地區和政治、軍事、經濟等領域的戰略與政策的調整，這些客觀事實表明，美國正在實施第二種戰略即霸權衰落管理戰略，在延續霸權衰落的同時，靜待機遇力爭霸權恢復。對此，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那麼，美國是否會選擇第三種戰略即對潛在挑戰國發動戰爭進而確保其霸權呢？目前來看，可能性不大﹔但長期來看，其不確定性因素在增加。首先，在中美兩國競爭態勢中，對抗性和非對抗性競爭並存, 非對抗性競爭的成分進一步增多, 這使雙方博弈具有“協調、協作、漸進”的特點，這是由雙方共同利益決定的。在經濟領域，召開雙邊或多邊國際會議商討應對, 已成為當今大國應對國際經濟衰退的最主要的外交方式。例如，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從2009—2013年已進行了五輪，這是中美兩國在雙邊、區域和全球等廣泛領域內，對涉及雙方近期和長期戰略性經濟利益方面的挑戰和機遇進行磋商的機制。在安全領域, 防止核擴散、地區安全、反對恐怖主義等問題已經成為中美雙邊交流與合作、謀求共同利益的重要內容。中美雙方博弈呈現“兩面性”特征, 利益交叉與利益對立共存，“斗而不破”已成為中美關系的顯著特點。其次，世界的無序、不確定性因素增加。盡管美國是國際秩序的主要締造者, 但由於霸權的衰落，對國際秩序的控制力進一步下降, 美國有可能帶頭挑戰政治、經濟等領域的現行國際秩序。縱觀二戰后的歷史，美國對外戰爭從未間斷，又有幾次是經過聯合國授權的呢？由於美國希望國際秩序的演變有助於維護自身的霸權地位和國家利益, 因而中美關系的發展變化，必然伴隨著彼此在重大國際問題，包括國際秩序問題上的分歧與博弈。在中美力量博弈中未來國際秩序的演變充滿了“不確定性”。

2. 建構全方位、多層次的中國和平發展戰略。正確看待現階段美國霸權的事實性衰落，以權力、制度、文化“三位一體”全方位、多層次建構中國的和平發展戰略，從而把握中國的戰略發展機遇，是當前極為迫切的理論需求與現實考量。從權力視角看，以經濟發展為基點，增加軍費開支，實現經濟、軍事的全面發展，進一步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是實現中國和平發展必不可缺的硬實力條件。從制度視角看，不僅要廣泛地參與國際新規則的制定，而且要與新興國家為伴，強化機制建設，特別是漸進式改變二戰后美國主導構筑的現存國際秩序，逐步確立中國在當今和未來國際體系中應有的地位。從文化觀念視角看，基於中國和平發展戰略要求的理論、輿論准備必不可少，特別是要通過國民討論來塑造國內觀念共識，即隻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此同時，還要通過對國際權勢構成的維度分析，對我國民眾普遍存在的對中國實力估計過高、對周邊形勢及國際環境判斷過於樂觀的情緒加以正確引導，正確認識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艱巨性與曲折性。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鄭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