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延中：權力個人化與腐敗的人性淵源

把“最大的權力”關進籠子的“軟”“硬”路徑

既然“人”是靠不住的，而既充滿“三欲”，又具有支配力的權力又隻能由“人”來行使，那麼，緊跟著的問題就是如何限制這種權力。大致而言，歷史上解決權力問題的思路有兩條：一條路是希望執掌權力者自我約束，透過道德的培養，以一個完美的人格去淨化權力﹔另一條是“以惡治惡”，謀求制度上的抑制和防范。前者講求一種“內化”的“軟”的道德機制，以提升“人性”品質﹔而后者則相信隻有在“人性”之“外面”尋找“硬”力量，“以權力制約權力”，從而達致一種最理想的狀態，即掌權者想腐敗而沒有機會。這后一種路徑就需建構合乎“人性”預設而審慎嚴密的制度。例如，現代會計制度就是出自於早期教會管理捐獻的一種方法。這一制度假定，每個人都有貪污或濫用捐款的可能，於是就設計出種種“記錄”和“簽署”程序，最終使企圖貪污或濫用捐款的私念落空。於是，一個並不排除其可能帶有私欲的“人”，當他曾經時時想貪污，可沒有機會，那麼在他死后，就可以被冊封一個“善人”的桂冠。所以，嚴格的制度防范不會改變任何一位“罪人”預設的性質，但卻最終改變和成就了一位“善人”。

現代會計制度的設計初衷如此，明確的政治制度更是這樣。隻不過政治制度的設計思路，更把“看盯”的重心放在“整體性絕對大權力”方面，用分割法和制衡法，使這種權力“化整為零”，再使小權力之間形成相互的“看盯”，從而在“大”、“小”各種權力間實現“去絕對性”。這樣，基於人性之不可靠的假設，在正視“人性”“自利”動機的前提下，通過“以惡治惡”的方式，達成一個“不曾預期”但卻最為接近的“善”與“公正”。

就此看來，關於“幽暗意識”的人性預設比樂觀主義的人性觀更為實在，也更為安全，因為后者最不牢靠的方面，與其說它並不反映“人性”更具普遍性質的一面，不如說這種“人性”透視需要在人間尋找出一種“超人”的角色，由其來頒賜准則、布施教化、實施懲戒。可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我們從未見到過這種“超人”，反而從中國近代的歷史中嘗盡了信奉“超人”的苦頭。而最讓人感到悖謬的是，此種不曾正視自身“罪性”的“超人”，憑據拯救世界的雄心和自恃至高善性的道德，並以此作為正當性理據，就可以使用任何“不道德”的方式對違背其意志者實施懲戒。歷史就曾掉進了以“超人之大權力”去制約“凡俗之小權力”的“人治”怪圈，而“如何把最大的權力關進籠子中”的問題，隻能懸空擱置，可這才是現實中抑制腐敗並保障長治久安的本質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