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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宏運:梁啟超對近代中國的影響

2014年04月07日08:43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梁啟超對近代中國的影響

  作者簡介:魏宏運,生於1925年,著名中國近現代史學家,南開大學榮譽教授,中國現代史史學會名譽會長。曾擔任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現代史學會副會長及多所大學客座教授等職務。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領域的研究。

  梁啟超

  梁氏手書

  少年強則國強。(民初學堂)

  開場白

  南開大學校長龔克

  魏宏運先生是中國近現代史領域的開拓者,在土地革命、抗日戰爭等領域都有很深的研究功力,學術成果豐富,在國際上具有廣泛影響。能在魏先生望九之年聆聽他關於梁啟超生平及思想歷程的演講,是我們師生的榮幸。

  梁啟超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雖然逝世時隻有五十多歲,但對今天的中國依然有著巨大的影響。在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我們還能看到周恩來抄寫的梁啟超的詩——“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可見梁啟超在當時的影響力。

  梁啟超生於1873年,卒於1929年,字卓如,號任公,別號滄江,又號飲冰室主人。他是中國近代史上偉大的思想家和作家,著述1400多萬字,是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人物之一。

  他學問淵博,貫通新舊中西。他的文章極其動人。嚴復稱“任公妙才,下筆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於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梁啟超評說自己的文章“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胡適對梁啟超崇敬之至,他曾講:“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指辛亥革命)”。那個時代的年青一代知識分子,幾乎無一不受梁啟超思想和文字的洗禮。毛澤東每當在《新民叢報》上看到梁啟超的文章,都要反復地閱讀。郭沫若認為梁任公在當時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正是因為梁啟超在當時擁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在他逝世后,天津、上海都舉行了公祭,各界名流紛紛著文悼念。楊杏佛的挽聯是“文開白話先河,自有勛勞垂學史﹔政似青苗一派,終憐憑藉誤英雄。”胡適的挽聯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平生自許,中國新民。”

  雖然大儒梁漱溟因門戶之見,學派對立,稱:“梁啟超學術上的成就量勝於質,其參與政治失敗多於成功。”他的老師康有為也因政見不和,罵他是“梁賊”。然而這都無損於梁啟超的歷史地位。

  國難危重 主張變法

  清末,中華民族危難深重,中日甲午戰爭后,帝國主義列強競相瓜分中國。滿清政府猶如一個病入膏肓的老者,已無一絲生氣。就像魯迅所講:“新派搖頭,舊派也嘆氣。”

  此時在廣東出現了兩種主張變革社會的力量:一是由孫中山領導,主張從下層社會著手﹔一是由康有為、梁啟超領導,主張從上層社會著手。

  梁啟超《三十自述》記述了自己成長的歷史,特別講到拜康有為為師對自己的影響。他說,自己自幼好讀書,祖父讓他讀《史記》、《綱鑒易知錄》。其父慈而嚴,督課之外,使之勞作,常訓之曰:“汝自視乃如常兒乎?”他發憤讀書,考取了秀才、舉人。但他並不以此自滿,得知康有為在廣東省城長興裡之萬木草堂講學,便去聽講求教。而當時康有為還只是一名秀才。舉人向秀才學習,這在當時成為一段佳話。梁啟超這樣記述自己當時的心情:“余以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

  康有為對於舊學的批判,仿佛當頭棒喝,使他深刻地審視、剖析自己的弱點,在經世致用的路徑上有了新的追求和方向。他積極參加康有為組織的“公車上書”變法請願活動,是康有為所設立的“強學會”中的積極分子。應該說,這一時期梁是康弟子中最有力的人物,也最為康有為所器重。

  其時,黃遵憲、汪康年、麥孟華、徐勤等在上海創建《時務報》,梁啟超擔任主筆。《時務報》每期刊印兩千至四千份,以宣傳維新變法思想為主旨,刊登京城及外省新聞以及英、日、法報紙、雜志的譯文,特別側重選譯有關中國局勢的文章,吸引讀者警惕列強瓜分中國的威脅。該刊也刊登康有為、梁啟超、麥孟華、汪康年等人呼吁實行變法的文章,介紹君主立憲政體的原則,呼吁在清帝國的國家機構中實行民主化改革,吸收民族資產階級、地主等代表人士參加管理。更有許多文章提出:在十年之內恢復已喪失的主權和領土,取消領事裁判權,使中國成為獨立的國家等。雖然康、梁所鼓吹的維新變法目的是實行君主立憲,但其言論則遠遠超出了君主立憲的范圍。

  梁啟超聲名鵲起。康、梁並稱,起於此時。

  梁啟超思想內涵的進一步豐富,除了康有為的影響,還有兩個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嚴復翻譯的赫胥黎《天演論》的影響﹔一是他曾任西方傳教士李提摩太的秘書,進而對西方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其時,維新變法已成時尚。湖南因譚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倡導,得到巡撫陳寶箴父子及署理臬司黃遵憲、學使徐仁鑄的同心協力,倡立了南學會、時務學堂和《湘學報》。根據《東華續錄》記載,時務學堂“延聘學兼中西品端識卓之舉人梁啟超、候選州判李維格為中學、西學總教習”。他們譯書、撰文,激勵士民愛國之心,培育許多實用之才。自立軍領袖唐才常、林圭等庚子六君子及著名愛國將領蔡鍔等都是梁啟超的學生。譚嗣同在自己的文章裡經常稱贊湖南人,說他們不依賴外國人,自己創辦現代化學校,組織各種學會、社團、開礦,維新運動生氣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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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萬鵬、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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