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口余生 流亡日本
1898年4月，康有為同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了由維新人士和帝黨官員組成保國會，在他們的積極推動下，光緒皇帝於6月11日頒布“明定國是詔”詔書，宣布變法。康、梁為之奮斗的事業，總算有了成果。
然而，由於陸續頒布的一系列諭令新政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為封建頑固勢力所不容，慈禧太后在光緒皇帝宣布變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緒連下三諭，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區的軍政大權，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歷時103天的變法失敗，光緒帝被囚，六君子遇難。康有為逃到英國使館，梁啟超逃到日本。
為什麼日本會接納梁啟超呢？當時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正在鼓吹東洋擴張論，而中國內亂正是日本擴張勢力的好時機，所以當時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同意梁啟超到使館避難。為了設法幫助他離開中國，林權助組織了以日本人為主的獵人小分隊，梁啟超夾在其中，並在日本駐天津領事館領事鄭永昌的協助下，一行人從北京的正陽門火車站，坐火車來到天津。他們的行蹤在天津火車站台被發現后，梁啟超和鄭永昌馬上轉移到海河上的一艘日本帆船駛向塘沽，登上日本大島號軍艦。26日后，日軍艦起航東去。
此時梁啟超作詩一首，名為《去國行》：“嗚呼濟艱乏才兮，儒冠容容。佞頭不斬兮，俠劍無功。君恩友仇兩未報，死於賊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在其中講到恨自己在困難時沒有能力，既不能報君恩，也不能報友仇。雖然他自己很想報仇，但是徒然死於賊手並非大丈夫作為，所以“掉頭”去了日本。
后來有人夸張地講，梁啟超在船上當夜就學會了日語，梁啟超自己也說不是這樣的。他說：自己在五個月裡學會讀日本書、念日文——即便這樣也是很快的學習速度了。在日本，他的大女兒梁思順給他做秘書當翻譯。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向西方學習。歐美革命思想的書籍和歷史名著在日本大為流行，如《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史》《民約論》《萬法精理》等書。梁啟超在此如飢似渴地學習新知識，所以這段時間對他思想的影響很大。在日期間，梁啟超創辦了七八種報紙，最著名的就是《清議報》《新民叢報》和《新小說》。他公開批評滿清政府，要求廢除專制。他還介紹了大量西方變法改革的經驗，並第一個把德國學者伯倫知理（J·K·Bluntschli）的國家學說介紹到中國。
這期間，他還曾到美國考察半年，廣增見聞。他還曾經和孫中山合作，但后來兩人分道揚鑣，根本原因就是梁啟超一直認為光緒是位開明的皇帝，因此主張君主立憲。當時革命和立憲成為水火不容的兩大陣營。
1907年，梁啟超和蔣智由、陳景仁等在東京組織政聞社，並發表宣言，提出四大綱領：一、實行國會制度﹔二、厘定法律﹔三、確立地方自治﹔四、慎重外交，保持對等。這是他們要實現新的國家形態的夢想。政聞社的許多成員后來回到國內，在各省宣傳他們的政治主張，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廣闊的視野讓梁啟超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躍進，民權、民主、科學、自由等概念已深深扎根在他的心裡。東渡一年后，他講到自己的感受：“亞洲大陸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盡瘁國事不得志，斷發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讀書尚友既一載，耳目神氣頗發皇。少年懸弧四方志，未敢久戀蓬萊鄉，逝將適彼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問政求學觀其光。”這幾句話簡潔地描繪出他的心路歷程。
梁啟超將中國和日本作比較：日本明治維新40年，驅逐外力完全自強，僅20年間政治開明、科學進步、言論自由﹔而中國是個老大的民族，守舊精神特別久長，數千年來的封建主義影響實在太深，進行社會變革並非易事。他在《新民叢報》上講“夫我既受數千年之積痼，一切事物，無大無小，無上無下，而無不與時勢相反，於此而欲易其不適者以底於適，非從根柢處掀翻之，廓清而辭辟之，烏乎可哉！烏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業（原注：即日人所謂革命，今我所謂變革），為今日救中國獨一無二之法門。不由此道而欲以圖存，欲以圖強，是磨磚作鏡，炊沙為飯之類也。”目睹中國之現狀，他的憂患意識噴發出來：“今天下之可憂者，莫中國若﹔天下之可愛者，亦莫中國若。吾愈益憂之，則愈益愛之﹔愈益愛之，則愈益憂之。”他希望全國人民都聽得見他的吶喊，都像他一樣，參加到救國之大業中來。
捍衛民國 旗幟鮮明
民國初期，是北洋軍閥統治時代，中國社會曲折復雜多變。但辛亥革命成功建立的民國是主體，沒有誰能夠逆歷史潮流而動。
梁啟超在日本流亡十五年，極其興奮地回到祖國，希望能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負。他先后在袁世凱和段祺瑞政府中擔任司法部長和財政部長，但都不到一年就退出來。軍閥任意橫行、魚肉百姓、污辱民國，官場中，順此風潮者，則優而容之，逆之則鋤而去之。在這樣的環境下，雖然他自己也組織學會，組織黨派，希望有所作為，但在軍閥混戰中，終難有所作為。
1915年8月14日，袁世凱授意籌安會六君子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胡瑛、李燮和著文鼓吹帝制。梁啟超立即意識到這是帝制復辟的序幕。時任袁世凱參政院參政、將軍府將軍、全國經界局督辦蔡鍔秘密到津，在中國銀行總裁湯覺頓家中會晤梁啟超，共同商議發難，梁說：“余之責任在言論，故余必須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對之，君則軍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韜晦，勿為所忌，乃可以密圖匡復。”他們選擇雲南為首先發難之地，理由是蔡在辛亥革命前后是雲南革命運動的掌舵人，聲望高，於軍界政界均有好友和擁護者。
梁啟超於8月22日，懷著不忍坐視袁世凱及六君子“鬼蜮出沒，除非天奪吾筆，使不能復屬文耳”的態度，竟夜寫成《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的檄文，讓湯覺頓和范旭東赴上海和北京在報刊上發表。9月1日，他還堂堂正正將此文呈請袁世凱閱覽。袁派內使夏壽田趕赴天津，賄以“二十萬元，令勿印行”，遭到梁啟超的拒絕。袁繼之又派人威脅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中況味亦既飽嘗，何必更自苦！”梁啟超則以蔑視憤慨的語氣說：“余誠老於亡命之經驗家也。余寧樂此，不願苟活於此濁惡空氣中也。”使來者尷尬，無言以對。
梁啟超討袁檄文於9月3日先在北京英文《京報》漢文部刊出，隨后《國民公報》轉載。從4日起，上海各大報刊刊登，上海各界搶購傳抄，為前所未有，威力震動了全國。
1915年11月17日，蔡鍔由京到津，19日，以治病為名，東渡日本，然后經上海（有一說經台灣）、香港、越南，於12月17日到達昆明，聯絡舊友，國民黨溫和派和進步黨人士加入進來，於22日在昆明召開獨立大會。25日，雲南宣告獨立，組成滇黔護國軍，蔡鍔任總司令，興兵討袁，全城歡呼、懸燈結彩。此后，梁啟超也擺脫了袁世凱的監視，南下上海，為護國軍起草了討袁檄文和宣言，多次致函蔡鍔，在戰略戰術、組織宣傳、對外方針方面，予以指導。他還聯絡策反黔貴粵等省共同反袁。廣東省督軍龍濟光謊稱贊成反袁，實為袁之死黨，槍殺了前去策反的湯覺頓及其贊成反袁的部下譚學夔、王廣齡、岑伯鑄，此即“海珠慘案”，梁仍期望龍能轉變，隻身入粵而談，以鄉親之誼訴說，也陷入險境，幸得他人相助，逃出一劫。
當此之時，反袁聲勢席卷全國，東南各省相繼響應，袁世凱焦勞羞憤，宣布取消帝制，於6月6日死去。一場丑劇就此結束。
袁死后，1917年7月1日又出現張勛復辟，梁啟超與湯化龍、林長民、劉崇佑、籍忠寅等研究系同仁在飲冰室開會，商討反復辟事宜。梁啟超起草了討伐張勛復辟的通電。此時讓梁啟超想不到的是，康有為竟然署名擁護復辟，於是他秉筆指斥康有為。有人對此表示驚訝，梁說：“吾不能與吾師共為國家罪人也。”梁啟超堅持自己的道德觀，以真理為重，對捍衛共和政體作出了重大貢獻。
旅歐一年 思想巨變
梁啟超思想上最大的躍進是1918年12月至1920年到歐洲考察。同行者一共七人，包括地質學家丁文江、軍事理論家蔣百裡、政治學家張君勱及楊鼎甫、劉崇杰、徐新六。
在歐洲一年多時間，梁啟超在英國和法國停留時間最長。他參觀了歐洲的國會、銀行、商會、教堂、農村、城市，對歐洲社會進行了認真的觀察，收獲頗豐。在歐洲的所見所聞也引發了他新的思考。那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洲十分蕭條。恰逢天氣寒冷，燒的煤比金子還貴，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梁啟超感慨，歐洲文明源遠流長，又一向以個性解放、自由、法治著稱，怎麼會發生世界大戰這種災難，怎麼會有這樣混亂的社會狀況。
旅歐期間，梁啟超還參加了正在法國舉行的解決一戰后國際問題的巴黎和會。會上，美、英、法等戰勝國列強不顧中國利益，將原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全部交給日本。這讓梁啟超對西方各國大失所望。
根據見聞，梁啟超提出東西文化各有所長，應取長補短，認為“救知識飢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飢荒，在東方找材料”。由此可見，梁啟超對客觀事物的看法並不因循守舊，而是採取寬容、嶄新而開明的態度。在歐洲游歷期間，他還不失時機地學習了法文、英文、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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