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期以來，歷史虛無主義作為一種文化情緒，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和文學史書寫中均有表現。在一般的文化觀念中，文學、歷史和哲學被看成是共生交融的文化形態。哲學是所有學科的思想基礎，任何進入載體和介質的文學作品，也都在書寫歷史，文學與歷史互文互証。
具體到歷史題材的文學作品，虛無歷史是指對“過去時態”的解構和否定。這個問題之所以被嚴重關切，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歷史是民族文化記憶的載體，它不僅包括已經發生的成為符號的人與事，也進入到當下的現實之中。它在現實生活中無處不在，以價值的方式引導社會生活。有關歷史的文學敘事，通過對歷史的一次次重新梳理，審視現實，面向未來，獲取進步的智慧並凝聚文化共識。這種特殊的文化價值和社會意義，對於一個以歷史悠久著稱、又飽經滄桑的民族來說更加重要。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當下，一些文學對歷史進行“虛無”的行徑更加放肆和輕佻，幾乎喪失了底線和“節操”。許多文學作品，對歷史的輕侮和傲慢絲毫不加遮掩，有意閹割歷史的意圖顯露無遺。
文學不能“虛無”歷史。虛無和歪曲歷史，不能公正地分析和認識歷史，不能客觀地描述和表現歷史、任意踐踏、隨意評說、肆意消費歷史，凡此種種，反映出在有關文學與歷史的一些根本性問題上產生了錯誤傾向。文學中的歷史虛無主義，意味著在文學敘事中，對一切有過正當價值判斷的歷史事件和人物進行否定，顛覆人類實踐過程中積累和沉澱的意義和價值，導致對當下生活價值和精神標准的解構。
文學“虛無”歷史，否認了歷史的客觀存在
文學上歷史虛無主義的種種表征，從根本上說，來自錯誤的歷史觀的影響，源於對歷史客觀性解構的沖動。
我們通常所說的歷史，事實上包含了完全不同的兩種含義。其一是在過往時段內真實發生過的“原生態歷史”，也就是哲學上的“歷史本體”。這種歷史，包括具體的歷史過程、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真實存在，具有不容置疑的客觀性。其二是以文本形態呈現和存在的“被敘述的歷史”，也即“歷史文本”。我們日常所見的各種人物傳記、文獻資料、史書典籍等等，均屬此類。這種“被敘述的歷史”，經過史家在一定歷史觀和價值觀支配下的選擇、提取、過濾、描述，不可避免地帶有主觀性。但必須注意一點，這種主觀性是在客觀歷史事實規制下的“有限主觀性”。換言之，主觀因素的介入在“被敘述的歷史”中盡管不可避免，但也並非可以毫無限制，不能被過度放大，必須以依附和尊重歷史本體為前提，最大程度地逼近客觀歷史本體。喪失這一點，“被敘述的”就已經不再是歷史，而完全淪為了個體化的臆造和想象。說到底，“被敘述的歷史”也包含著一定程度的客觀性，隻不過是一種被主觀性包裹著的客觀性。歷史文本是在歷史本體客觀性和史家主觀性二重因素的交融互動中形成的辯証綜合體。這就是“歷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歷史性”。
后現代主義歷史觀及其文學追隨者，對歷史的客觀實在性進行徹底懷疑和否定，認為歷史不過是一種語詞建構起來的文本，歷史學本質上是一種歷史詩學，是一種“語言的虛構”，德裡達甚至放言，沒有文本之外的世界。其偏誤在於，第一，他們混淆了歷史本體和歷史文本之間的區別和界限，把歷史文本等同於歷史本體，用歷史文本的主觀性取代歷史本體的客觀性﹔第二，片面放大了歷史文本主觀性的合理限度，無視歷史本體客觀性對歷史文本主觀性的制約，隻講“歷史的文本性”，規避“文本的歷史性”。其結果，就是將客觀性從歷史敘事中完全驅逐出去，隻剩下肆意妄為的虛構和想象。
正是在這種錯誤歷史觀的蠱惑下，主觀化傾向在文學的歷史書寫中發展為不可遏止的濁流，最終釀成對歷史的致命傷害。所謂的歷史題材創作，有些絲毫見不到歷史的蹤影，筆之所及，天馬行空，縱橫穿越。歷史上本來沒有的事，可以隨意杜撰出來，確有的事，可以任意改寫、涂抹、移植。用主觀概念切割歷史，用虛擬想象來表達他自己的歷史傾向，甚至政治傾向。
有些作家慣於以文學允許虛構為托詞，逃避歷史客觀性對文學敘事的規約。文學創作的確允許虛構，但是，“虛構”和“虛無”是完全不同的敘事行為，“虛構”不等於“虛無”，更不能成為文學消解歷史的理由。從性質上說，虛構和想象都僅僅是一種文學手法。在歷史敘事中，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更加逼真、形象地表現歷史，捍衛歷史本身和歷史規律的客觀性。比如，《三國演義》這部歷史小說，與歷史著作《三國志》相比，其中不乏虛構成分，但我們看到，無論如何虛構，它都沒有超越客觀歷史的邊界，主要事件與《三國志》相同，就連人物性格也是在《三國志》留下的固定形象上發揮完成的。虛構的介入，不但沒有虛無歷史，反而更加有力地証明了那段歷史，成為后人了解歷史的生動文本。正因為如此，這部作品才世代相傳，成為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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