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克儉
進入新千年之后，馬克思文本研究一直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熱點話題，也是與國際學界接軌較充分的研究領域。筆者試結合實例談談馬克思文本研究的價值與意義。
馬克思文本研究的現實關懷
馬克思“文本研究”的前身是“經典著作研究”。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1956年出版以后，中國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擺脫了革命年代單純的宣傳功能，學術研究功能日益凸顯。1956年至1966年，我國馬克思恩格斯研究穩步推進。一方面，國外（尤其是蘇聯、東德）的馬克思研究成果被大量翻譯介紹過來，如蘇聯專家凱列在中國人民大學的講義《“反杜林論”介紹》1959年出版，科爾紐三卷本《馬克思恩格斯傳》的第一、二卷本中譯本分別於1963年、1965年出版，奧伊則爾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中譯本1964年出版等﹔另一方面，中國學者獨立的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研究成果相繼出版，如彭展著《怎樣閱讀“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1956年出版，宿士平著《介紹“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1956年出版，張江明著《介紹恩格斯著“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1959年出版等。1978年之后，我國學者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專著更以井噴式規模出版。可以說，1999年之前的中國馬克思恩格斯研究（尤其是經典著作研究）盡管沒有文本研究之名，卻有文本研究之實。
文本研究（經典著作研究）無疑屬於學院派的研究，但它並非“鑽故紙堆”的學術游戲，而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和問題意識。試舉三例說明這一點。
第一個例子是關於《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文本研究。1932年《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公開出版之后，在國際學界引發了持久的研究熱潮。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學界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大討論，除了1978年之后思想解放運動（包括對“文革”中人被踐踏的反思）這一大的社會歷史背景，也與國外學者（包括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及西方國家）關於《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研究成果的引介，以及1979年《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文譯本的出版密切相關。在此背景下，一大批中國學者（特別是青年學者）通過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文本研究，形成了對馬克思思想（包括其共產主義思想）的全新認識，並開掘出了馬克思人學思想，特別是馬克思關於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思想。這為我們黨“以人為本”的理論創新提供了思想理論資源。
第二個例子是關於馬克思正義問題的文本研究。20世紀80年代以來，英語世界的“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圍繞馬克思“正義”問題展開了持久的激烈爭論。基於馬克思的文本（特別是《資本論》），該學派的一方認為馬克思有正義思想，有自己的倫理學﹔另一方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分析，而不談道德，且堅決批判奢談公平和正義的論調。但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的這一爭論當時在國內學界並未引起足夠重視。但當20世紀90年代確立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產生了日益凸顯的公平問題時，中國學者開始意識到進行文本研究、開掘馬克思正義思想的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這為我們黨正確認識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提供了思想理論資源。
第三個例子是關於馬克思生態思想的文本研究。早在1977年，針對生態主義者對馬克思的批判，英國學者帕森斯就出版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論生態學》，書中幾乎一半的篇幅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態思想相關論述的文本匯編。1994年日本學者岩佐茂出版的《環境的思想—環境保護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處》、2000年美國學者福斯特出版的《馬克思的生態學》，基於馬克思文本（《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資本論》以及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對馬克思的生態思想進行了深入開掘。面對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中國學者也開始加強對馬克思生態思想的文本研究，如韓立新著《環境思想和馬克思》（日文版）、解保軍著《馬克思自然觀的生態哲學意蘊》等。這為我們黨“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與創新提供了思想理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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