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忠民
●中國正處於急劇變革期，大量社會成員的經濟位置和社會位置變化較快，一旦相對缺少底線保障和流動機會，大量相對落伍的社會成員就會缺少“兜底”的保障。
●缺少底線保障，意味著不少家庭對於社會風險缺乏必要的抵御能力，容易陷入某種困境，因而難以認同社會。
●缺少有效的社會流動渠道，意味著一些社會成員的上升流動空間以及平行流動空間受限，容易使一些社會成員失去希望，並進而容易形成某種積怨。
一個社會不可能完全消除貧富差距現象，問題是貧富之間的差距不能過大
毫無疑問，過大的貧富差距對於社會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是十分不利的。這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共識。
如果再進一步看，我們可以發現，有一個問題有時會被人們所忽略，這就是，就過大的貧富差距而言，實際上有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的貧富差距是相對擁有底線保障及流動渠道的貧富差距。比如，在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正處在“休克療法”的社會急劇轉型期，其社會的貧富差距迅速擴大，通貨膨脹十分嚴重，社會矛盾大量出現，但是，蘇聯時期所建立的較為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能夠為民眾，特別是能夠為貧困者的基本生存提供有效的“兜底”。盡管當時俄羅斯社會的貧富差距比較大，民眾生活苦難，但社會並沒有出現劇烈動蕩。第二種類型的貧富差距則是相對缺少底線保障及流動機會的貧富差距。比如，拉美和非洲一些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健全或基本缺失，社會成員的流動機會也比較少，因而這些國家的社會安全局面有時難以得到保障。
在中國現階段，貧富差距已經明顯突破了合理的界限。正如十八大報告所指出的那樣，中國現在的“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10年來的基尼系數分別為：2003年0.479，2004年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而按照許多學者的測算，中國現在實際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0.5。可見，不論從哪種統計口徑看，中國的貧富差距過大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需要引起人們注意的是，中國現在的貧富差距是一種相對缺少底線保障和流動機會的貧富差距
中國現在的貧富差距是一種相對缺少底線保障和流動機會的貧富差距，這主要表現在：
底線保障明顯不足。應當承認，近10年來，中國在社會保障底線的建設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由於歷史欠賬過大、公共服務意識尚未普遍形成等種種原因，社會保障底線的建設仍未取得根本性的好轉。從公共投入結構角度來看，同別的國家和地區相比，用於基本民生改善的比重過小。以2007年公共教育經費支出佔GDP比重和公共醫療支出佔GDP比重這兩項重要指標為例，中國在這兩項指標上的投入比重過小，分別隻有3.22和1.0，而世界的平均水平分別為4.53和9.7，高收入國家分別為5.00和11.2，中等收入國家分別為4.09和5.3，低收入國家分別為3.09（2000年）和5.1，美國分別為5.54和15.7，德國分別為4.6（2004年）和10.4，俄羅斯分別為3.10和5.4，印度分別為3.76（2004年）和4.1，巴西分別為5.21和8.4。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公共投入的優先順序不僅表現在用於民生的比例過小，而且還表現在用於基礎民生的比例更小。比如，本來用於教育的公共投入就比較小，而在用於教育的公共投入當中，用於義務教育的比例更小。在用於教育的公共投入當中，大比例的公共支出是用於高等教育的硬件建設，如用於大學城、大學新校區、大學內的各種樓堂館所等等的建設。
流動機會明顯匱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流動程度大幅度提升，民眾自由發展的空間得以大幅度拓展。不過，受種種因素的影響，中國如今的社會流動遭遇到一定的瓶頸，有待於突破。這突出地表現在社會成員特別是基礎階層成員向上流動的障礙在增多、阻力在增大，社會成員上行的通道在變窄。一方面，社會階層之間出現了某種固化的情狀。延續已久的戶籍制度雖然已鬆動，但仍然沒有消失。基於城鄉不同的居民身份，大批社會成員在教育、就業、社會保障等方面面臨不同的對待。再者，由於面臨門檻高、貸款難、稅收重等方面的困難，“自主創業”難以成為大批社會成員所熱衷的事情。另一方面，社會不公現象出現了某種代際之間傳遞的趨向。現在出現了一種不能說是少見的現象，即：“窮人”的子女往往是“窮二代”，“富人”的子女往往是“富二代”。“窮二代”、“富二代”現象已經屢見不鮮。由於年輕代的成長在很大程度是依靠家庭的支撐，而擁有不同資源狀況的不同家庭的子女所得到的幫助差別很大，所以，出生在生活境況不同家庭的后代之間的差別開始顯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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