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核心價值思想

四、三民主義革命綱領的發展及其意義

隨著中國革命歷程的發展，孫中山接受了先進的中國共產黨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幫助，“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把三民主義革命綱領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在民族主義中突出了反帝的課題：“民族解放之斗爭，對於多數之民眾，其目標皆不外反帝國主義而已”。民權主義中進一步揭露了封建軍閥、官僚的暴戾恣肆，對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制度作了更進一步的批判，稱道了“比較代議政體改良得多”的蘇維埃國家人民政權性質，重申了“主權在民”的原則。民生主義則強調了“耕者有其田”的觀點，闡發了“使私有資本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的思想。這些新主張，反映了新的歷史發展趨勢，表現了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階段的進步性，為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礎。

孫中山在發展他的三民主義思想過程中，深刻認識到“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夠強盛的原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武力的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便成功”，非常強調中華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他認為，因為我們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國家雖亡，民族還存在，並且有力量能夠同化外來民族。要復興中華民族的地位，窮本極源，“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成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他認為，中華民族的傳統核心價值觀，不是為封建制度所專有的，應該對之加以改進，作出新解釋，賦予其以新的時代內涵。他提倡確立忠於國家、忠於人民的新道德，認為“無道德便不能革命，人人不具有好人格便不能造成一個好國家”，革命黨人要具備知恥、重厚、耿介、必信，不求做大官、隻想做大事等好的品質。

更可貴的是，孫中山還對中華民族傳統的核心價值觀進行了高度概括和改造，並賦予了其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新內容，使之成為“三民主義”思想體系的重要部分。他提倡“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作為中華民國的核心價值觀，以期恢復中華民族“固有的精神”。例如孫中山在論“忠孝”中說道：“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以四萬萬人去效忠。……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我們做一件事，總是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在論“仁愛”中他說道：“古時在政治一方面所講愛的道理，有所謂愛民如子，有所謂仁民愛物，無論對於什麼事，都用愛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對於仁愛究竟是怎麼樣實行，便可以知道。”“我們要學國外，隻要學他們那樣實行，把仁愛恢復起來，再發揚光大，便是中國固有精神。”在論及“信義”時說：“中國古代對於鄰國和對於朋友，都是講信的。依我看來，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至於講到義字，中國在很強盛的時代都沒有完全去滅人國家。”在論“和平”時說道：“愛和平就是中國人的一個大道德，中國人才是世界上最愛和平的人。”“中國人幾千年來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於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后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后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 孫中山所說的“天下為公”系出儒家《禮記•禮運•大同篇》，是儒家的最高社會理想，也是三民主義的最高社會理想。“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則是共產主義的最高社會理想，可見，孫中山提出的“八德”是對儒家“仁”的精神的進一步發展。

同時，他還提出，中華民族“固有的智能”，即人生對國家的觀念——格物致知、誠心正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應該恢復起來”。他認為，中國政治落后時因為受外國的政治經濟壓迫，而推究其根本原因，還是由於中國人不講修身，告誡國人要注意自身的思想道德修養。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發動“新生活”運動，確立了“禮義廉恥”為“國之四維”的地位，並解釋為：“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在抗戰時期，又把“禮義廉恥”的解釋改為：“禮是嚴嚴整整的紀律，義是慷慷慨慨的犧牲，廉是實實在在的節約，恥是轟轟烈烈的奮斗。”“四維”和“八德”，即“禮義廉恥”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被列為“新生活”運動中所倡導的國民道德的兩大主題。

孫中山提出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作為中華民國時期的核心價值觀，傳承了中華民族的傳統核心價值觀，充分發揮了中華民族“固有的道德”的積極意義，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挖掘中華民族傳統核心價值觀中的優秀價值元素，提供了有益借鑒，具有重要啟迪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