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傳統式“調結構”誤區

　　傳統的“調結構”容易導致盲目追求越大越好，結果產能過剩越來越嚴重﹔反過來又再一次要求“關，停，並，轉”，陷入惡性循環，導致越調越亂。

　　“調結構”已成為當前中國經濟政策討論和實踐的主線之一。但是，對於“調結構”的內涵和本質，認識上還存在很多的誤區，實踐中也存在各種問題。在當前新一輪經濟體制改革啟航的時刻，厘清“調結構”的內涵和本質，走出傳統式的“調結構”誤區，是保証中國未來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前提。

　　傳統式“調結構”的理論誤區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計劃部門擔負資源配置的全部責任，信息的局限和激勵機制的扭曲，甚至經濟計劃者的好大喜功，難免造成國民經濟各個部門比例失調，使得經濟陷入困境。因此，在計劃經濟時代，“調結構”是一個常規性的工作，需要不斷地對前一階段比例失調結構失衡進行修正。

　　由於機制內在的缺陷，調結構往往糾正一時的問題，而政府的強力扭轉，又制造和蘊藏著新的結構失衡問題。因此，計劃經濟中商品短缺、比例失調、結構失衡便成為常態，結構調整也就成為常態手段。

　　除了常規性的結構微調以外，當計劃經濟失誤積累的問題對國民經濟造成很大混亂時，政府就不得不採取重大的調整經濟結構舉措。計劃經濟下必須不斷調整經濟結構，是因為市場機制沒有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而計劃部門又不可能對全社會的資源做出合理配置。改革開放30多年，調整經濟結構從來沒有停止過，我們一直都在強調調整結構的問題，甚至把調整經濟結構放在越來越突出的位置。

　　這些所謂的結構問題林林總總，無所不包，舉凡產業結構、工業結構、產品結構、信貸結構、投資結構、地區結構、企業組織結構和就業結構等在內的方方面面，都被納入到政府調整的范疇之中。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要調的結構幾乎囊括了國民經濟中任意兩個變量的比例。雖然經濟結構調整從來沒有停止過，但我國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似乎也從來就沒有合理過。比如消費與投資的關系的調整始於上世紀80年代初，但直至今日調整結果仍未能令人滿意。

　　反思二十幾年的經濟結構調整，我們不能再一味強調“加大力度進一步調整經濟結構”，而是應當重新審視經濟結構調整的邏輯。從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之后，我們必須認識到市場經濟運行有其內在的邏輯規律。很多經濟結構並不是想調整就能調整，想調整到什麼比例就能調整到那個比例的。比如，過去簡單要素積累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是符合當時歷史條件的發展模式，隻有當勞動力優勢用盡時，經濟增長才會逐漸過渡到主要依賴於提高人均勞動生產率，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而這個轉變，是需要相應的制度和政策環境來促進的，而不是靠鼓勵投資於高技術產業便可一蹴而就，甚至由政府越俎代庖，赤膊上陣。

　　調結構不能取代深層次的經濟體制改革

　　“調結構”概念長期被泛用，容易掩蓋經濟中的主要矛盾，經濟工作的著眼點往往放在一些指標比例上，使我們在數字上做文章，難免忽略對經濟問題的深刻分析。更重要的是，調結構往往取代了深層次的經濟體制改革，使得很多亟需推動的改革踏步不前。

　　傳統式調結構往往是通過行政力量去強行改變各種比例關系，造成越調越亂，越亂越調的惡性循環。以歷年來鋼鐵產業的調整政策為例，我們發現結構調整在實踐上導致單純提高比例、盲目追求越大越好、產能越調越過剩等一系列問題。一些產業政策使得大鋼廠一窩蜂上板材項目，長期以來高附加值的熱卷價格卻賣不過低附加值的螺紋鋼、線材﹔大大小小的鋼廠在淘汰小高爐的同時，紛紛上馬大高爐，結果產能越來越大﹔反過來又把產能過剩的主要原因歸罪於企業，再一次要求“關，停，並，轉”。事實表明，正是過多的干預才導致了鋼鐵行業的市場信號失靈，價格信號無法有效發揮作用。

　　這樣的問題，也常常發生在不斷制定的產業政策和新興戰略產業支持計劃上，其結果往往事與願違。近年來，出於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考慮和光伏產業廣闊的發展前景，全國各省市均把光伏產業列為優先扶持發展的新興產業，300多個城市致力於發展光伏產業，100多個城市建設了光伏產業基地。結果，過度的政策扶持和補貼，不切實際的發展規劃，幾年時間便把一個朝陽產業變成了過度擴張、產能過剩的產業。

　　與此同時，傳統式調結構阻礙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傳統調結構方式慣用的強制性的計劃和行政手段不僅加劇了資源配置的扭曲程度，還擴張了行政權力，違背改革的基本方向。行政權力的擴大使得尋租問題更加嚴重，增加了腐敗風險。政府的過度政策優惠和補貼，產生的尋租空間，使得每一次的結構調整，就是新一輪的對中小企業的擠壓，這會逐漸侵蝕我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基礎。另外，調結構往往加劇了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不利於轉變地方政府職能。在以GDP為綱的政績考核背景下，地方政府對於中央的政策往往反應過度，每一輪的結構調整往往引起盲目投資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