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俊榮 吳秋余
從未來考量
潛在增長率下降勢成必然，再去刻意追求高速度不切實際
如果說盲目追求GDP增長，從理論上“不應做”，在現實中“不能做”，那麼從未來考量，由於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這種行為將“做不到”。
經濟潛在增長率是一國（或地區）一定時期內在各種資源得到最優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最高經濟增長率。潛在增長率是理想狀態下的增長率，GDP增速往往圍繞潛在增長率合理波動。
“未來一段時間，我國潛在增長率下降將成為必然趨勢，在這種情形下，再去追求過去那樣的高速度是不切實際的”，王一鳴說。
經濟潛在增長率主要由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和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產率等因素決定。從勞動投入看，自2012年起，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逐漸減少，意味著全社會勞動投入增長將逐步放緩。從資本投入看，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另一面，是被撫養人口增加，撫養支出上升，過去我國人口負擔輕，可以維持高儲蓄率，從而帶來高投資，今后隨著儲蓄率的下降，可用於投資的資本增長也將放緩。
“全要素生產率也難以大幅提高。一是勞動力再配置效應有所減弱。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城鎮化過程中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工業和服務業部門的再配置帶來的整體生產率上升，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重要來源，但我國農村可轉移勞動力數量已出現下降趨勢。二是短期內技術水平難有大的突破和提高。三是改革能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但改革受到既有利益的制約，通過增量利益調整帶動存量利益調整需要一個過程”，王一鳴說。
“從世界范圍看，潛在增長率下降是普遍規律”，范劍平說，去年我國GDP僅一年的增量就相當於1994年全年經濟總量，也超過名列世界第十七位的土耳其一國的經濟總量。當一個經濟體成長起來后，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其絕對值要比過去大很多，所以維持長期高速增長是不可能的。
“根據當前世界通用的方法測算，‘十二五’期間，我國潛在增長率將下降為7.7%，‘十三五’期間則降至7.4%左右”，李雪鬆說。
如果單純追求GDP高速增長，過多偏離潛在增長率，將帶來嚴重的后果。林兆木介紹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DP增速出現過三次“大起”，每次都帶來了巨大的后遺症：第一次是1984年增速沖到15.2%，造成投資信貸增長過快，結構失調，通脹率上升，最終導致1989年和1990年經濟增速大幅回落到4.1%和3.8%﹔第二次是1992年沖到14.2%，緊接著就出現了嚴重通脹，CPI升至20%，被迫進行多年的治理通貨膨脹﹔第三次是經歷了2003年—2005年連續三年10%的高增長后，2006年和2007年又上揚至12.7%和14.2%，同樣引發了物價上漲和資產泡沫，並帶來經濟結構失衡和資源浪費、環境惡化等問題。
專家認為，未來我國經濟增速將“換擋”，與其刻意追求GDP高速增長，不如提高每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的就業容量、科技含量和投入產出效益，並降低資源消耗和環境損害成本。
GDP不是萬能的。我們要重視GDP，但不能唯GDP﹔我們不能告別GDP，但要告別GDP崇拜。
延伸閱讀
誰能取代GDP？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常務副院長林兆木介紹，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上對於GDP存在的各種缺陷逐漸有了深入的認識，不斷有學者和機構提出了正確衡量發展狀況的新指標。
“淨經濟福利指標”：1972年，美國學者詹姆斯·托賓和威廉·諾德豪斯共同提出該指標。他們主張把城市中的污染、交通堵塞等經濟行為產生的社會成本從GDP中扣除掉﹔同時加入傳統上被忽略的經濟活動，例如休閑、家政、社會義工等。
“國內生產淨值”：1989年，以美國學者羅伯特·盧佩托為首的研究人員提出。他們主張將自然資源損耗成本從GDP中扣除。
“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1989年，美國經濟學家戴利與科布共同提出。這套指數包含一些過去沒有的內容。例如，它計算財富分配的狀況，如果分配超出不公平的標准，必須被扣分﹔它還計算社會成本，如失業率、犯罪率﹔醫療支出等社會成本，也不能算成對經濟有貢獻。
“人類發展指數”：1990年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提出。這項指數最重要的突破是認為，國民所得在達到一定程度后，對人類帶來的福祉、效益會逐漸遞減﹔主張從人本觀點出發，反對以GDP作為國家最終追求的目標，這項指數除了調整國民所得之外，還加了三項指標，即人口平均壽命、成人文盲比例、學齡兒童就學率。
“可持續發展指數”：1995年，聯合國環境署提出。這套指標包含四大類：一是社會，二是經濟，三是環境，四是政府組織、民間機構。綜合這幾個方面得出可持續發展指標的狀況。
“綠色GDP”：1997年，德國學者厄恩斯特·馮魏茨察克和美國學者艾默裡·B·洛文斯及L·亨特·洛文斯共同提出了“在財富成倍增加的同時使資源消耗減半”的新理念，還提出了綠色經濟和綠色GDP的新概念。
盡管目前對GDP指標的科學性存在廣泛爭議，但世界主要國家仍普遍習慣以GDP作為衡量一國經濟發展情況的主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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