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俊榮 吳秋余
GDP不能准確反映經濟活動的質量和效益。
“時下，一些政府主導的投資項目效率低下，有些甚至剛竣工就成了產能過剩項目，這些項目雖然計入GDP，但卻屬於無效投資，不會帶來社會財富和福利水平的增加”，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李雪鬆說。
GDP不能准確反映經濟結構。
如果單看GDP，據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估算，鴉片戰爭前的1820年，中國的GDP高居世界第一，佔全球比重達32.9%，而美國隻佔1.8%，歐洲30多個國家加起來也隻有24.9%。然而當時中國的GDP中絕大部分是農業，而西方國家通過工業革命大大提升了工業化水平及軍事實力。1860年，英國的現代工業生產能力相當於全世界的40%—50%，人均工業化水平是中國的15倍。這麼看，就不難理解為什麼GDP總量約為英國7倍的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會被打敗。
GDP不能准確反映社會分配和民生改善。
全球GDP總量已超過70萬億美元，而英國慈善組織最近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85人，掌握著全球將近一半的財富，相當於底層35億人財產相加的總和。“GDP隻能大致反映社會財富的蛋糕‘有多大’，不能反映蛋糕‘怎麼分’、人們‘吃得好不好’”，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說。
GDP不能准確反映經濟增長對資源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
砍伐樹木時，GDP在增加﹔排放廢氣時，GDP也在增加——GDP反映增長，卻不反映資源耗減和環境損失。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常務副院長林兆木認為，如今，一些地方以GDP增速論英雄、一味追求過快的速度，實際上是把GDP增長簡單等同於發展。從GDP指標的缺陷中可以看出，GDP計算的是經濟增長，而發展除了經濟增長，還包括經濟結構的優化、質量效益的提升、社會福利的改善等。增長是量的概念，發展是質的概念。有發展一定要有增長，但有增長不一定有發展。“既然GDP不能衡量一切，我們就不能為了GDP不顧一切。”
從現實中看
搞GDP崇拜不僅害莫大焉，而且不可持續
搞GDP崇拜在現實生活中害莫大焉。
不利於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怎麼把GDP搞上去？消費是千千萬萬消費者行為的總和，很難調控﹔而擴大投資，見效快，政府也駕輕就熟。於是一些地方為了招商引資、爭搶項目，土地出讓‘零地價’，稅收減免‘無底線’，污染排放‘看不見’”，王一鳴說，這麼做既人為壓低了工業投資成本，助長產能過度擴張，導致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又削弱了企業的創新動力，使其習慣於低水平、低技術、低效率的重復投入，還把本應用於改善民生的財政收入變相用於補貼企業。“一句話，嚴重擾亂了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
不利於轉方式、調結構。
“一些地方官員看重GDP，是因為它能‘一年一變樣’，又代表政績，政績光鮮自然能步步高升。而轉方式、調結構是慢功夫，這一屆費力氣，收效的是下一屆，誰會去干這種‘傻事’呢？”范劍平說。
不利於改善民生。
“有些地區有這麼一種現象：漂亮的高速公路和簡陋的學校並存。建一公裡高速公路，山區要花1億元，平原地區也要5000萬元左右，少建一公裡高速，能建多少學校？但由於建高速GDP效應更明顯，一些地方還是選擇了建高速”，王一鳴說，過於重視GDP，必然會忽視改善民生，結果經濟蛋糕做大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卻降低了，以至於一些地方的群眾調侃干部“你們天天講GDP，我們關心的是人民幣”。
不利於節約資源、保護環境。
資料顯示，2012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量高達36.2億噸標煤，消耗了全球20%的能源﹔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10大城市，有7個在中國。頻頻造訪的霧霾、時有發生的礦難，都對GDP至上的觀念重重敲響了警鐘。
進而言之，搞GDP崇拜不僅有害，而且不可持續。
“這是因為損害資源環境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王一鳴坦言，“拿后者來說， 一方面，投資的高速增長造成產能不斷擴張，消費能力卻跟不上，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失衡，導致產能過剩的局面越來越嚴重。另一方面，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條件下，投資也存在邊際報酬遞減，即一開始隨著投資規模擴大，單位投入的產出相應增加，到一定階段后投資規模再擴大，單位投入的產出就會減少。這表明，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動力正在減弱，要加快轉向創新驅動的增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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