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春節，想起去年春節的兩件事。一是帶女兒去香港看望朋友。朋友的小女兒小雅有一個玩具，女兒很喜歡，臨走的時候，朋友就讓小雅把它送給了女兒——她經常教育孩子要學會分享，所以我們沒有拒絕她的好意。
第二天，兩家人在一起逛街。朋友告訴我，昨晚我們走了以后，小雅對媽媽說，請轉告阿姨，那個玩具的說明書要求，隻能讓三歲以上的孩子玩，不知道我們的女兒到三歲了沒有。我告訴已經四歲的小雅，我們很感謝她的提醒，妹妹還有幾個月就到三歲了，我們不會讓她三歲之前玩的。小雅很認真地說，那我就放心了。
春節期間，香港的商場中央陳設了許多好玩的雕塑，都是孩子們喜歡的卡通人物。很多小朋友爬上去玩，還擺出各種姿勢讓家長拍照。女兒見到了也要爬上去玩。小雅對她說，你不能去玩。看到了嗎？雕塑底下有一塊牌子，上面寫得很清楚：請勿攀爬。女兒很聽話，就不再提要求了。看到我臉上驚奇的表情，朋友告訴我，那些在上面玩的孩子一定都是“大陸客”——也許她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個稱謂帶給我的感受——香港的小朋友都很守規矩，無論多大年齡，隻要看到“請勿攀爬”的標牌是一定不會上去玩的。
第二件事是晚上回到酒店上網，看到一條“6名中國乘客鬧事，荷蘭航空機長拒飛”的新聞。報道說，荷蘭航空KL898航班頭等艙內，有6名中國乘客晚到，整個航班就等他們登機。起飛前他們又堅決不系安全帶，拒絕關閉手機，還和機長以及空姐大聲喊叫，言辭中帶有辱罵字眼。機長因此拒絕起飛。
乘坐飛機要系安全帶，關閉手機和電子設備，這是起碼的常識，也是起飛前空乘人員反復強調的規矩，並有《航空安全法》作為保障。乘坐頭等艙的6名乘客不遵守這些規定，不僅僅是讓中國人丟了臉，也讓我們反思，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增長，中國人是否已經具備了與之相匹配的文化素養？當中國日益朝著經濟總量世界第一的地位努力前進的時候，我們是否已經做好了相應的教育、科技、文化和思想准備？
道德教育在基礎教育領域被邊緣化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舉世矚目，但在許多境外人士看來，迅速富裕起來的中國人除了錢多之外，其他方面很難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去年以來，每到一個地方，當地人的第一句話是感嘆中國人真有錢，第二句話就是問我們：“北京的霧霾怎麼樣了？”他們對中國人的感覺很復雜。一方面，羨慕中國人有錢，歡迎中國人去消費﹔另一方面，又不太瞧得起中國人，甚至有鄙夷之意，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人不守規矩。
中國人是不太守規矩。對於很多人來說，規矩往往是一紙空文，可以視而不見。規矩的制定比較隨意，遵守起來也就不怎麼嚴格。許多規矩是針對大多數人的，對於少數人而言，就可以突破，可以特事特辦。沒有關系時是規矩，有關系時就不是規矩。很多人的心裡，並沒有做人的一條底線，不太清楚是非的界限在哪裡。他們不知道哪些事該做，哪些事不該做，什麼事無論如何都不能做。中國人和西方人的一個很大的區別是：西方人遇到一件事時，首先問自己該不該做﹔中國人遇到一件事時，首先問有沒有人看見。沒人看見就敢做，有人看見就不敢做。我們缺乏基本的敬畏感。
這種心態固然和民族文化有關。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官僚統治，使“人治”的傳統根深蒂固，“法治”的意識極為淡漠。“人治”的特點是不受規矩的限制，完全依賴長官意志，皇帝說的話就是“金口玉言”﹔“法治”的特點是一切都要依照規矩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超越法律——總統也要受法律約束。另一方面，這種心態也和當前的基礎教育有關。由於大一統的高考招生錄取模式的“指揮棒”效應，整個中學基礎教育的核心就是圍繞考試而進行的重復性訓練。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凡是高考考的就訓練，凡是高考不考的就統統不做，最多只是做做樣子，應付上級領導的視察。由於道德、誠信等非智力因素在大規模標准化考試中根本無法考察，因此道德教育在整個基礎教育領域裡越來越被邊緣化——隻要學生的考試成績高，就可以“一俊遮百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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