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惠勤：澄清“普世價值”上的迷霧

　　從20世紀末、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意識形態沖突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在綜合國力的競爭中，文化軟實力的競爭在加大，而核心價值觀的沖突首當其沖。西方的政界和學界開始密集地使用“普世價值”表征其核心價值觀。美國奧巴馬政府每年的國情咨文，都將“推行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視為美國的“國家戰略”。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是，資本主義各國在承認其存在各種各樣的缺陷的同時，卻異口同聲地捍衛和宣揚其核心價值觀，並極力貶損在危機中表現最好的中國。美國《福布斯》雜志網站曾載文稱，“美國依然代表著全世界民眾向往的普世理想──自由和民主。美國人一直在向世界傳達著一種清晰的理念。與美國人不同，中國人自己都沒有明確的價值觀，更別提影響世界了”。

　　不能用普世價值來指導改革的實踐

　　“普世價值”之爭表明，核心價值觀上的滲透與反滲透，既是當前意識形態沖突的動向，也是我們借以判斷當前意識形態態勢的重要依據。

　　“普世價值”問題現在之所以使一些人嚴重困惑，原因就在於人們往往偏離了這一討論的關鍵所在，陷入了人類有否“共同價值追求”的抽象爭論。其實，問題的關鍵就是為什麼“踐行普世價值”必然導致“全盤西化”，而堅持改革開放則必須批判抵制所謂“普世價值”。實際上，關於普世價值問題無論存在著多少歧見，認為“爭論的要害不在有無價值共識（或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而是這些共同價值能否成為行動指南，能夠成為誰的行動指南”，卻成為真正爭論雙方的唯一共識。在極力推行普世價值的人看來：“以自由、理性和個人權利為核心的‘啟蒙價值’成為推動人類社會從傳統走向現代的精神力量，成為現代性社會的價值基礎。”“批判普世價值的人士所反對的，不是普世價值這個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權這些價值理念，他們所反對的，是根據這些價值理念來設計和建設的制度。他們反對按照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理念來改革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這才是問題的本質所在。”

　　而在我們看來，在今天，推行“普世價值”不僅是西方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主要方式，也是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深入改革開放所必須克服的重大干擾。因此，問題根本不在於是否承認人類有否某些共同的價值追求，而在於為什麼不能用“普世價值”來指引我國的改革實踐。

　　西方以普世價值的名義推行自身價值觀

　　“普世價值”不是抽象的價值共識，而是思想統治的形式，即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支配人們頭腦、規范人們行為、支撐相應國家制度的統治思想。人類的某些共同價值追求，無非以兩種方式存在：

　　一是作為美好的願望存在，例如人類“大同”的理想等，可以說是各民族世世代代的一種追求。其對於人類的道德進步和人性修養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也隻限於道德價值，而不能作為實踐的行動指南，因為願望不能代替現實。歷史發展並不以人們的主觀願望為轉移，不以人性的訴求為路徑，隻有客觀條件已經具備的理想才具有實踐意義。人們的主觀願望可以超越客觀歷史條件，想象美好的社會和完善的人性，也可以據此對現實作道德批判，但歷史隻能解決客觀條件已經具備的問題，科學理論隻能回答已經進入實踐視野的課題。這就是說，作為美好願望的人類共同價值不是科學理論，不能作為現實運動的行動指南。

　　二是作為一個時期社會的主流價值存在，例如封建社會的榮譽、門第，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民主等。其作為具體時代的價值共識，甚至獲得了並不適合該價值的一些社會群體的認同，因而成為思想統治的最好方式，成為維護特定社會秩序的手段。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在當今世界，西方資本主義憑借其在經濟科技上的優勢，依然維系著其思想上的統治，把持著強勢話語權，有資格以“普世價值”名義推行自身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