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區二：“學科化”與“同質化”
“2011計劃”提出了“國家急需、世界一流”的要求，希望高校能夠瞄准“科學前沿和國家發展的重大需求”開展協同創新。然而，仍有不少高校延續了傳統科研項目申報邏輯，未能對當前的國際科學前沿問題以及國家、行業產業、區域實際需求進行關注。這種思路還導致部分高校從自身科研優勢和學科建設出發，使協同創新中心在籌建中在方向選擇上具有明顯的學科化。
受傳統影響，高校的教師、科研人員、行政人員習慣於以學科為基礎和導向的創新方式，於是在協同創新中心的構建過程中呈現出方向選擇學科化的傾向。誠然，以學科為基礎和導向的創新方式或許能夠適應面向科學前沿的基礎研究，卻難以滿足行業產業以及區域發展的整體問題和急切需要。行業產業中從上游至下游的全鏈條、區域發展中各單位的不同需要和相互關系，均對創新提出了更多跨學科跨專業的要求，協同中心的學科化傾向，勢必會在未來影響其創新能力的提升以及需求滿足。
高校在推進協同創新過程中也出現了協同單位同質化現象：一方面，研究單位同質化，高校與高校以及科研院所之間強強合作﹔另一方面，產業和企業單位同質化，不少協同創新中心吸納了數目龐大的同一行業、同種類型合作企業。乍一看，同質性較強的研究單位強強聯手似乎避免了同行競爭，然而表面性的大合作、大協同實際為未來的實踐活動埋下隱患——在資源配置、任務分配、利益分配等環節，同質化的研究單位可能導致更多的沖突和矛盾。產業和企業單位的同質化似乎給人產業化前景一片大好的錯覺，但是企業對新技術、新成果獨佔性的本質要求，決定了這個龐大聯盟難以實現深度、長遠融合。
另外，一些高校好大喜功，提出要在短時之內培育十幾個乃至數十個協同創新中心，這顯然不現實。同時，還有個別高校（尤其是綜合實力相對薄弱的高校）認為，隻有類似於人類基因組計劃、大型強子對撞機計劃或者“兩彈一星”“三峽工程”之類的重大專項、工程才符合“國家急需”要求，因此“2011計劃”與己無關，只是為“985”“211”等高水平研究型大學量身定做的“科技計劃”。這些都是沒有很好地理解何為“協同創新”“國家急需、世界一流”。
誤區三：“斂財圈地蓋大樓”
上述各類問題，首先是因為各高校對“協同創新”概念以及“2011計劃”的內涵缺乏正確認識，導致操作層面的諸多失誤﹔此外還存在初期組織實施過程中難以避免的管理問題。為了糾正偏差、提高認識，更好地推動協同創新，高校必須拋開固有觀念和陳舊意識。
首先，應當從科學前沿、國家重大需求、行業產業和區域需求等出發，以需求和問題作為啟動工作的導向，根據科學依據分類分層，准確評估。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國家急需”完全等同於“重大工程”或“重大專項”，從而束縛住自己的手腳。
其次，結合自身優勢和特色，審慎選擇方向以及協同單位。除了對自身進行正確定位，也要再三斟酌挑選協同單位。不能一味追求協同單位的規模或者名望，而要考慮未來合作中，多個協同單位之間是否能夠實現真正的資源共享、合理的風險分擔和利益分配。
第三，培育構建協同創新中心是為了更好地集聚科研資源和力量，而非斂財圈地蓋大樓。作為連接多個創新個體的媒介，協同創新中心可以是依托高校現有實驗室、科技園區等資源建立的新的實體單位，也可以是一個虛擬平台。在這方面，歐洲理工學院的做法值得學習和借鑒。該學院沒有實體校園，運作的主體是由一個個虛擬的“知識與創新社區”組成。他們還提出了“知識團隊”的概念，即來自於大學、院系、研究中心或企業界的人員利用合作機構提供的人員、基礎設施以及物質資源，盡管分散在不同地方，卻以一個整體開展工作。
最后，開展合作前必須明確各方職責權益，並不斷調整修正。除合作外，協同創新系統內部、各創新個體間因為資源和利益分配等而存在競爭關系。通過談判協商、出台規章制度等手段可以明確各方職責權益，達成資源和利益的合理分配，使得各方合作更為緊密有效。在這方面，華中科技大學與廣東省東莞市人民政府投資共建的“東莞華中科技大學制造工程研究院”擁有成功經驗。此種合作模式形成了政府“直接投入，間接受益”，高校“無形投入，多重受益”，企業“實質投入，市場回報”，團隊“技術投入，雙重收益”——政府給予經費支持但不參與分紅，通過地方經濟發展獲得更多稅收實現收益﹔高校投入人才、技術等無形資產，從而在學科發展、人才培養，整體創新能力提高等方面獲得收益﹔研究團隊通過技術創新和成果轉化，實現經濟收入和學術發展的雙重回報。
總之，在貫徹“2011計劃”、推動協同創新過程中，高校勢必遭遇各種問題與困難。如果高校能夠正確認識協同創新和“2011計劃”，至少可以避免踏入一些誤區，減少不必要的浪費。我們期待，通過順利開展協同創新，高校能夠深化改革，整合資源，提升三位一體的創新能力，從而更好地推動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區域創新的戰略融合，支撐國家創新體系建設。
（作者單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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