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書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實現中國夢的強大精神力量

二、要正確處理與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的關系

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需要正確處理與傳統文化的關系。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隻有汲取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營養，植根傳統文化的沃土，才能根深葉茂、開花結果。雖然我們黨對傳統文化的認識經歷了長期的不平坦的過程。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對傳統文化的認識在不斷深入，今天己經達到新的歷史高度。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經過撥亂反正，糾正了“文化大革命”對傳統文化的巨大破壞，，恢復了我們黨原先對傳統文化的正確認識，並且在總結歷史經驗和文化建設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提出了“中國文明復興”這令人鼓舞的口號。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指出，弘揚祖國傳統文化精華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必須認真解決的重要課題。黨的十五大論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淵源於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黨的十六大指出，包括中華優秀文化在內的文化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黨的十七大論述了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並且指出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黨的十八大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並且概括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二十四個字”的內涵。《意見》對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發揮傳統文化作用的關系作了深入的論述。《意見》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要發揮優秀傳統文化怡情養志、涵育文明的重要作用。

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還要正確處理與外來文化的關系。這是不可迴避的問題，也是由當前面臨的世情國情所決定的。《意見》用“兩個面對”即面對世界范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形勢下價值觀較量的新態勢，面對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思想意識多元多樣多變的新特點，來闡述當前我們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面臨的外部環境。

正確處理與外來文化的關系要重視解決這兩個問題。一是要弘揚我們的價值自信。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5年來的成功實踐，我們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創造了世界上少有的發展奇跡。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我們要樹立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而價值自信就是建立在這“三個自信”基礎上的。弘揚我們的價值自信對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而言，是極其重要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價值自信也是政治定力和戰略定力的升華。

二是要堅決反對“外來教條主義”。應該說這種教條主義在我們黨內和隊伍內部也長期存在過。它的特點就是毛澤東當年諷刺過的“言必稱希臘”。隨著當今對外交往的不斷擴大，外來文化越來越多地傳進來。其中當然包含有人類文明成果，需要我們認真吸收和借鑒。但是也出現了一些人對外來的東西頂禮膜拜的情況。尤其是熱衷於簡單化地搬用西方的范疇、理念和結論，而不問其背景和前提。習慣於用西方話語來解讀我國豐富多彩的改革和發展實踐。這就是當今的“外來教條主義”。它的特點是“言必稱西方”。對此，如果不加以克服，那麼后果是很消極的。

這裡涉及到語言與話語權的關系問題。應該看到，語言作為人們交往工具同其它生產工具一樣是沒有階級性的。但是，由語言構成的話語權則是有階級性或帶有階級性色彩的。話語權的創立者法國的米歇爾.福柯指出，“話語是權力，人通過話語賦予自己權力”。著名的英國現實主義者卡爾把國際權力劃分為3種：軍事權、經濟權和話語權。因此，話語權反映的是某種政治經濟權利，體現了人在社會中或國家在世界中的政治經濟地位。因此，對西方話語既不要一概拒之門外，又不能簡單照搬。正確的做法是，在全面分析的基礎上針對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的態度。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在“8．19” 重要講話中講到的兩條原則。一是要積極借鑒人類文明創造的有益成果。也就是說對世界上出現的新事物新情況，對各國出現的新思想新觀點新知識，我們要加強宣傳報道。要以開放的眼光和寬闊的胸襟對待外來的新思想新觀點新知識。二是要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的自已話語和話語系統。這需要全黨尤其是做思想宣傳工作同志下大功夫才能做到的。

隨著我們對外交往日益擴大和全媒體時代的到來，如何辯証分析和正確對待西方話語這是不可迴避的問題。我認為應該採取“一分為三”的態度,這才是科學的、正確的態度。所謂“一分為三”,就是要把西方話語區分為三種情況(或類型)。一是可以直接為我所用的話語。比如,市場經濟、“看得見的手”、“虛擬社會”和“中等收入陷阱”等。二是利弊皆有的話語,對此要慎用。比如, “中國模式”就屬於這種情況。從總結中國發展經驗和比較各國現代化發展的特點上看，“中國模式”這個提法是完全可以使用的。但是它最明顯的不足是無法反映中國道路和中國經驗極其豐富的內涵,它最多隻相當於我們所說的某條具體道路。三是弊大於利的話語。這些話語帶有強烈的西方價值判斷。比如,“人權高於主權”、“獨裁國家”、“邪惡軸心國”等。因為這些話語有其特定的語境和含義,如果不加分析地搬到我們國內來,后果是很消極的。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頭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