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城鎮化是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重要途徑，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有力支撐，是擴大內需和促進產業升級的重要抓手，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省委八屆六次全體（擴大）會議要求，進一步深化對城鎮化重大意義的認識，增強抓好城鎮化的責任感緊迫感，把城鎮化路子走正，在實際工作中堅持做到“十要十不要”。
新型城鎮化是關系我國及我省未來一段時期發展全局的戰略舉措，是實現城鎮化道路轉型、積極解決城鎮化現有問題的必然選擇。積極穩妥推進新型城鎮化進程，必須深刻認識並科學把握城鎮化發展的新形勢、新階段、新特征和新任務。
城鎮化發展面臨的新形勢
當前，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到發展方式加快轉變和城鄉關系深刻變革的新階段，城鎮化發展面臨的基礎條件和背景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
加快轉型成為經濟調整和發展的主線。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結果，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逐級遞進，以外延擴張為導向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面臨調整，與之相應，過度依賴傳統的投資驅動經濟擴張的城鎮化發展模式面臨轉型。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市場和政府的雙重壓力疊加，必然對我省未來一段時期內城鎮經濟發展、就業稅收增長、規模空間擴張產生重大影響。
城鄉關系“劉易斯拐點（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逐步來臨。近年來，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呈現放緩跡象，招工難、用工荒不時出現，直接表明我國已越來越接近“劉易斯拐點”期，這標志著我國人口紅利將大為下降，城鎮化的發展將正式進入城鄉統籌與城鄉一體化的階段。這一形勢下，勞動力成本上升將成為未來城鎮經濟發展的常態因素，隨著城鎮生活成本的提高和農村要素收入與社會保障能力的提高，農村人口向城鎮流動與轉移的動力將不斷弱化，城鎮化發展的微觀動力機制開始發生深刻轉變。
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成為必然選擇。從區域環境來看，內環京津、外沿渤海的地理區位，是我省城鎮化發展的獨有特征。現行層級式城市體系管理模式下，京津冀三地各自為政，區域內城鎮布局不盡合理，首都北京集中了大量的公共資源，承擔了過多的經濟社會功能，人口擁擠、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等“大城市病”問題日益凸顯。在此背景下，科學調整區域內城市功能定位，增強城市間有機聯系，合理疏解首都北京的城市功能，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成為該區域城鎮化發展的必然選擇。
城鎮化發展所處的新階段
城鎮化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發展變化有其自身的客觀規律，經過多年發展，當前我省城鎮化正處於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快速發展的中間階段。城鎮化發展的一般規律表明，當城鎮化率處於30%-70%之間時，是城鎮化中期階段，發展速度相對較快。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我省城鎮化發展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新中國成立初期至改革開放前，城鎮化發展十分緩慢﹔第二階段為1979年-2000年，城鎮化率持續穩步上升，年均增長不足1個百分點﹔第三階段為2001年至今，城鎮化步入加速期，城鎮化率從30.7%增至2012年的46.8%，年均增長約1.5個百分點。從發展速度和態勢分析，當前我省城鎮化正處於快速發展的中間階段。
穩步發展的關鍵階段。工業化是城鎮化發展的助推器，但其前期與后期對城鎮化的影響存在差異。工業化前期，隻要資本積累和投入得到保証，經濟發展速度就會得到保持，城鎮人口的擴充速度也就會得到保障。工業化中后期，由於經濟社會轉型等原因，支撐經濟增長的條件表現得復雜而難得，城鎮化的動力也開始變得相對脆弱和多變，較高的城鎮化發展速度實現起來已開始變得困難。我省當前的城鎮化發展就處於這樣一個高速度相對脆弱的時期，屬於穩步發展的關鍵階段。
轉型發展的過渡階段。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傳統城鎮化發展模式自身所蘊含的各種紅利將近耗盡，同時隨著環境與條件的逐步變化，城鎮化發展面臨的各種困難和問題也開始凸顯。此種形勢所帶來的必然結果是，以往注重空間擴張、形式上粗放低效、缺乏統籌考慮的傳統城鎮化模式將退出歷史舞台，追求公平共享、集約高效、協調可持續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呼之欲出，當前我們正處於由傳統城鎮化向新型城鎮化轉型的過渡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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