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文明的崩潰和以都市文明為核心的新文明的建構，是當下中國文化形態的基本特征。在這個大變動的過程中，混雜、多樣、豐富和不確定性交織在一起。對於小說創作而言，這一狀況既為作家創作提供了可資選擇的多種可能，同時也帶來了對世事認知的困頓、迷茫和難以穿透的難題。因此，2013年的長篇小說創作，沒有一個整體性可供概括——這仍然是一個沒有主潮的文學時代。但是，這一年名家作品集中出版，不同的路數、不同的經驗和不同的講述方式，在証明中國作家長篇小說講述能力的同時，也逐漸形成了一個邊界清晰的文化共同體。
這個文化共同體，是指在同一核心價值觀念的約束和引導下，持有共同的文化記憶、接受大致相同的文化理念、擁有共同的文化精神生活的相對穩定的社會群體。這個群體就是傳統文學寫作的接受者或讀者。這些讀者是不同作家的“粉絲”，他們也是作家講述潛在的傾聽者。2013年長篇小說一個突出的特點，是整體結構上的轉型。或者說，過去以鄉土題材作為主流的創作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城市題材近年來在中、短篇領域非常普遍，2013年，逐漸在長篇小說中佔有較大的份額。
“鄉土文學”的新收獲
嚴格地說，賈平凹的《帶燈》、韓少功的《日夜書》，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鄉土文學。它們是以鄉土為背景、表達不同人物情感世界和精神變遷的小說。《帶燈》從一個女鄉鎮干部的視角關照了當下中國社會。通過她與崇拜者的通信，表現了一個鄉村女性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小說以真實的人和事為基礎，具有很強的現實感和可讀性。特別是對帶燈形象的塑造，為讀者帶來了新的閱讀經驗。賈平凹對鄉村文明的崩潰深懷感傷，但在感傷中也寄予了他微茫的理想。小說不變的是賈平凹的文人情懷和趣味，“賈氏風格”一目了然。
韓少功是當代中國富有思想能力和文體實驗意識的作家之一。他的《日夜書》書寫的是他同代人——幾位50后知青的命運。這應該是一部最具時代氣息的小說。作品的核心是一代人性格、情感及價值觀的沖突。從知青到“后知青”各種不同的人物形象，雖然有共同的生活背景，卻有不同的選擇和命運。但一代人的日日夜夜，都不免荒誕並帶有悲劇意味。因此，這是50后的一曲挽歌。小說敘述上質朴平實，與韓少功以前作品相比，顯然多了親和性。
當下中國鄉村的“空心化”以及帶來的諸多問題，在各種資訊裡已經耳熟能詳，這是我們正在經歷的現代性后果之一。這個后果還在變化中，它究竟會走向哪裡沒有人能夠預期。如果說這個籠而統之的判斷還過於抽象的話，那麼，我們在文學作品中聽到了它的回響。凡一平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上嶺村的謀殺》，就是這樣的作品。作者把一個本來可以宏大敘事的題材，通過謀殺和偵探的方式表達出來，非常有想象力。作家通過通俗文學的形式，表達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主題：鄉村中國的問題，不僅僅是道德化的問題。人物也不僅僅是用好人或壞人的判斷就可以簡單地說明白的。在一個看似簡單的形式裡，包裹著遠要復雜的現實和人性，有著對當下鄉村中國世道人心的深刻表達。
新文明視野下的城市生活
余華的《第七天》、蘇童的《黃雀記》、陳希我的《移民》等，也不是典型的“城市文學”。但是，這些作品與新文明的興起有直接關系。或者說，沒有多種文明元素集中在當下城市，這些小說是不可能寫就的。如果沒有這個大變動過程中的混雜、多樣、豐富和不確定性交織在一起的現實，這些作品就是無源之水。
余華的《第七天》發表后，褒貶不一。這部小說通過一個魂靈的講述，表達了作家對現實的態度。小說中有很多非正常死亡的現象，有很多社會新聞的熱點，與現實保持著切近關系。作家應該關注現實，這是百年中國文學的傳統。但如何面對和書寫現實，也是作家繞不開的共同難題。如果說在其他資訊裡可以實現和完成的現實報告，文學就應另辟蹊徑。作家應該堅持其他形式難以或不能完成的方式從事自己的創作。但是余華要寫出“一個國家的疼痛”的初衷並沒有錯。而且他以極端化的方式將一個時代的荒誕呈現出來，也是需要膽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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