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童的《黃雀記》，延續了他的香椿樹街的故事。小說情節並不復雜，它講述的是一起上世紀80年代發生的強奸案。保潤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三個標題就是小說三個不同的敘事視角。同時，小說的主人公仍然是蘇童鐘情的“小人物”。在三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物背后，隱含了時代的流變。而小說的主題則是“罪與罰，自我救贖，絕望和希望”。蘇童不變的，是他一貫優雅從容的敘事姿態。
陳希我的《移民》寫的是正在進行中的第三次“移民潮”。其中有“偷渡客”、技術移民、投資移民、“官二代”、外逃官員、老板等。小說探究的是這些人為什麼要移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態，小說的尖銳就是直面了這樣的心理現實。抑或說，在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為什麼在國內辛辛苦苦賺的錢，卻成了付給別的國家的“買路錢”？
須一瓜《白口罩》，以一場“疫情”作為背景，通過“白口罩”這一象征，將社會眾生相、社會風氣、社會流弊和在危機時刻各種人的心理，做了形象而深刻的描摹。異常疫情的出現，首先是人們的自我預防。但是由於信息的不確定，人們心理的恐慌可能比疫情更具危險性：它不僅加劇或放大了疫情的嚴重性，而且也引發了未作宣告的、潛伏已久的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感和責任的缺失浮出水面。而且，每個人在問題面前似乎都可以質問、推諉，而擔當卻成了一種被懸置的不明之物。如此看來，《白口罩》既是一種對社會缺乏信任的揭示，也隱含了作家對人性詢喚的良苦用心。
邵麗的《我的生存質量》，酷似一部沉思錄。小說中不同的愛情是不同時代文化和情感生活的寫照，既是一種檢視也是一種比較。隻有在比較中才能看清楚自己的愛情和婚姻，也才能看清楚這個時代，這也就是生命追問的“價值”之所在。“我”所經歷的世間之惡並沒有讓“我”充滿仇恨，而是陷入深深的反思，力求自我救贖，這使得小說洋溢著一股中和剛正之氣。
不過，2013年最具城市文學意味的，是李蘭妮的《我因思愛成病——狗醫生周樂樂和病人李蘭妮》。2008年，她的《曠野無人》出版之后，在國內刮起了一陣不大不小的“李蘭妮旋風”——這部作品太重要了。但是，它的重要性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五年之后，她推出的《我因思愛成病》是一部苦難的抑郁病史，是一部艱難的非虛構的精神自傳，當然更是一部用愛作良藥自我療治的試驗記錄。我們完全可以將其看成一個隱喻——那是這個時代共同的病症。治療這個病症或走出這樣的困境沒有別的良藥，隻能依靠我們自己，讓每個人都擁有發自內心的善與愛，捆綁心靈的繩索才可能解脫。
青春、成長和情感演繹
紅柯的《喀拉布風暴》，是他西部書寫的一部分。西部生活經驗是紅柯創作的重要資源。他的西部小說大都寫得威武雄壯、氣吞山河。但這部《喀拉布風暴》卻在闊大的西部背景下講述了動人心魄的愛情故事。幾個年輕人在經歷了生命的風暴之后，在愛情的瀚海中找到了心靈的歸宿。
當下的青春文學是城市文學的一部分。青春的經歷、成長和情感，大都是在城市的環境中展開的。青年作家王萌萌推出了“志願者長篇三部曲”，即《大愛無聲》《米九》《愛如晨曦》，分別書寫了支教志願者、環保志願者和上海世博會志願者。比如支教志願者，他們深入大山深處，在與山村教師和孩子相處的過程中，不僅改變了孩子的心理和精神面貌，也使志願者自身的心靈發生了重要蛻變。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王萌萌個人經歷和心理經歷的自述。
《桃園遺事》一改老羿過去正大、英武的創作路數，而更多地突顯了婉約、悠遠、空靈、恬淡或靜穆的風格。小說以小Y童年或少年的成長為基本線索，以眷戀和懷舊的筆觸書寫了前現代時期岳麓山下的童年生活。其實，任何一個作家的創作本質上都是對童年記憶的書寫。后來的寫作，是成年后的閱歷和經驗照亮了童年生活，激活了童年記憶。閱讀這部小說，似乎又看到了沈從文在《邊城》中對世風世情的描寫，看到了林海音在《城南舊事》中塑造的小英子形象，以及小英子眼中的北京城南生活。在老羿的講述中，童年岳麓山下展現出的是沒有任何虛飾和雕琢的原生態生活，就像是一幅波瀾不驚、風和日麗的長沙日常生活的風俗畫。
秋微的《莫失莫忘》的主線是林枝子與許佑倫的四次離散聚合。他們在非典期間相戀，那時的許佑倫在香港還有一份尚未了卻的情緣，但這絲毫不影響兩人情感的建立和發展。但是，這個愛情故事一開始就不是梁山伯與祝英台、羅密歐與朱麗葉抑或是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愛情悲劇原型，也不是瓊瑤、亦舒一覽無余的通俗愛情故事。當下男女的情愛故事，早已注定與石破天驚無緣。即便是四次聚散離合，也是尋常日子尋常事。因此，即便有十年歷史作為背景，也難以演繹出“革命加戀愛”時代的洶涌波瀾。秋微對這個時代言情小說的語言表述提供了新經驗。
李鳳群是一位值得關注的青年作家。2013年她推出的《顫抖》，可以看作是一部心靈史、精神成長史。“顫抖”是生理現象，更是一種精神現象。每個家庭都有它的秘史。一個農民家庭三代同處一室，沒有矛盾是不可能的。但是，這個家庭陰霾密布，從來沒有任何歡樂和愛。一個孩子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其身心感受可想而知。家庭氣氛一般來說是由女主人掌控的。但主人公的母親卻是一個心靈扭曲、極不和善的女性。家裡的許多矛盾都與她有關。小說的另一條線索是“我”與一凡的關系。他若隱若現，面目並不十分清晰。但作為現代青年，他讓主人公看到了另一個世界，像陽光一樣照耀著“我”。在鮮明的對比中，前現代的鄉村中國並不是田園牧歌，那裡更像一個無邊的泥淖，誰都會在那裡越陷越深﹔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的一凡，盡管多有理想化的色彩，但與前現代的昏暗比較起來，總算給人以烏托邦式的指望。
這是2013年長篇小說創作現場的一部分。通過這挂一漏萬的閱讀分析，能清楚地看到長篇小說總體結構的變化：鄉土小說的式微和城市文學的興起已經是同構關系。可以預言的是，未來一段時間裡，這種狀況不會發生改變。
（吳麗艷 孟繁華 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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