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茶館》劇照。
（一）
國學大師王國維曾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這句類似格言的話，符合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之哲學原理。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無論是觀照現實還是重現歷史，文學都天然與時代發生著或顯明或隱蔽的聯系﹔無論是紀實還是虛構，文學都真切地表達著對時代或直接或婉曲的認識。從遠古神話到志怪、傳奇、筆記再到小說，從先秦諸子著述到唐宋八大家文章、明清小品再到白話散文，從《詩經》到唐詩宋詞再到現代新詩以及口語詩歌，莫不是時代的產物。正如法國藝術批評家丹納所說，藝術作品的產生取決於時代精神和周圍的風俗。每個時代都有代表那個時代的標志性作品，它們從形式到內容無不打上時代的烙印。
（二）
文學作品雖非歷史學社會學著作，卻能映射出各個時代的世情人心，飽含各個時代的豐富信息，因此有把作家喻為“社會歷史的記錄者”、把文學作品喻為“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的說法。人們常舉巴爾扎克和他的《人間喜劇》為例。《人間喜劇》堪稱一部法國19世紀上半葉的社會生活史，巴爾扎克通過自己的作品反映了那個時代“任何一種生活狀態，任何一種容貌，任何一種男人或女人的性格，任何一種生活方式，任何一種職業，任何一個社會區域，任何一個法國城鎮”。事實上，巴爾扎克完成了擬定的137部作品中的96部，精心塑造了2472個人物，巨細無遺地描繪出了當時法國社會的完整風俗畫。馬克思稱贊巴爾扎克“用詩情畫意的鏡子反映了整整一個時代”。恩格斯也評價《人間喜劇》“匯集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我從這裡，甚至在經濟細節方面……所學到的東西，也要比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裡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
（三）
偉大的時代呼喚偉大的文學作品。當代作家應該感應時代、書寫時代，譜寫出反映時代的華麗篇章。然而，令人憂慮的是，雖然這些年社會各方面一直呼吁創作貼近生活、反映時代，但一些作家尚未表現出擁抱時代的充分熱情，甚至存在著某種“逃避時代”的傾向，體現在作品中便是缺少時代氣息與現實溫度。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作家內心深處存在觀念誤區。
有人認為，文學應該與時代保持距離，直接反映當下社會生活，有“應景寫作”之嫌，會傷害作品的文學性。其實，作品的文學性如何取決於作家的文學修養和寫作能力，並不取決於題材。認為書寫時代的作品會影響文學品位，是一種誤解。文學史証明，許多名家正是對本時代社會生活進行高度的典型概括，深刻挖掘出蘊藏在本時代題材中的人文精神，才創作出流芳百世的作品。杜甫的“三吏”“三別”就是如此。
有人認為，“文學反映時代”是一種過時的理念，現代文學更注重對人的個體生存和“內世界”的呈現，追求的是文學的超越性、永恆性而不是時代性。“超越時代”不是懸浮在半空中超越，完全脫離現實感的作品無論在現世還是后世都是不會真正受到歡迎的。優秀文學作品具有超越時代的永恆意義，與反映時代並不矛盾。某種意義上，越是時代的，才越是永恆的。魯迅的小說和雜文深刻地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中國的真實現狀，它們至今仍具有超越性的影響。
（四）
任何時代都是立體的而不是平面的，是多彩的而不是單色的，是復雜的而不是簡單的。在社會生活中光明與黑暗、先進與落后並存。書寫時代必須正確處理歌頌與暴露的關系。要全面地、辯証地審視現實，透過現象認清本質，把握住社會生活的基本面和基本走向。
我們所處的時代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當今時代為文學創作提供了極其豐富的素材和強盛的精神力量。盛世文章可期，人民改革創新的歷程，普通勞動者可歌可泣的奮斗足跡，老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實踐，都值得揮毫大書。同時，我們也不避諱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問題，確實有些骯臟現象令人深惡痛絕。弘揚真善美，鞭撻假惡丑，是文學創作的兩個方面，不能注重一個方面而忽略另一個方面。應該站在思想和藝術的高度，充分體現時代精神，反映時代本質，呈現時代的豐富性。在把握現實中，分不清歷史發展的主流、支流，或對時代作簡單化的理解，都可能造成對時代面相的遮蔽與誤讀，削弱作品的認識價值和現實意義。
最近，我讀到一篇文章，文中說，某些文藝作品中的“戾氣”，往往源於對某種社會情緒的“迎合”以及對社會發展走向認知和理解的片面化，“戾氣”不是創作的正道，無法給文藝帶來真實的生機。此論我深以為然。對於社會上存在的各種矛盾、不如人意之處，要進行客觀分析，取積極態度。“明朝散發弄扁舟”是消極的，“我以我血薦軒轅”才是積極的。對於丑惡與黑暗，我們不僅應抨擊丑惡，更應努力用正義去戰勝丑惡﹔不僅應揭露黑暗，更應努力用光明去驅逐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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