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個同志向我表白當年是‘我考察的你’，是‘我同意提拔的你’”
賀國強把培養和選拔年輕干部放在事關黨和國家長遠發展的高度來看待。黃書元舉例說，在《文集》中，賀國強同志聯系自身的成長經歷，情真意切地說：“有的時候，我們也在反省，當年老同志提拔我們的時候，我們也很年輕，那時候我們的知識水平和工作能力還比不上你們現在的水平。說明當時那些老同志們以黨的事業為重，思想解放，對年輕干部肯信任、敢提拔、敢重用。現在我們在領導崗位上了，應當向老一輩學習，不能思想保守，思想要解放一點。這不是個人的事情，這是事業的需要。”
賀國強同志認為，發現優秀干部要“不拘一格”，使用干部要“用人所長”。他還多次強調，組織部門的干部要有甘當人梯的精神。2007年4月，他在與全國新任組織部長培訓班學員座談時所作的《怎樣當好組織部長》一文中說，在我們選拔任用的干部中，有的年齡比我們小、資歷比我們淺，有的過去是我們的同事或是下級，有的條件可能還不如我們，但他們得到了提拔重用，進步比我們快。對此，我們應當正確對待。及時發現優秀干部、培養和使用好干部是組織部門的重要職責，干部成長比較順利，能夠得到提拔，其中有我們工作的成績，我們應當感到高興。要鼓勵別人超過自己。他還說：“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我作為后備干部到擔任副省部級以上領導職務的20多年中，中央組織部的同志曾多次考察過我，我到中央組織部工作以后，沒有一個同志向我表白當年是‘我考察的你’，是‘我同意提拔的你’。”
普京說，我真想把俄羅斯的腐敗分子抓起來送到中國去，請你們幫助改造
《文集》記載，十七屆中央紀委任期內，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64.3萬件，結案63.9萬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66.8萬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24584人，先后查處了薄熙來、劉志軍、許宗衡等一批腐敗分子，賴昌星等一批外逃犯罪分子被緝拿歸案。
擔任中央紀委書記不久，賀國強就旗幟鮮明地指出：“當前，腐敗現象仍處於易發多發期，這就決定了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必須繼續保持查辦案件工作的強勁勢頭”。他多次強調：“不管是什麼人，不管職務多高，隻要搞腐敗，就要一查到底，決不姑息，決不手軟”。
《文集》還披露了俄羅斯總統普京與賀國強的一次談話。普京對他說：“我知道你在中國負責反腐敗工作，你是反腐敗的高級專家。而我們國家的法律太寬鬆了，不讓我們有效地打擊腐敗，我真想把俄羅斯的腐敗分子都抓起來，把他們送到中國去，請你們幫助改造（笑）。”
半年時間內賀國強有29天參與討論《文集》編輯工作
黃書元說，從2002年到2012年，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賀國強親身參與了黨中央關於黨的建設一系列重大部署的決策和實施。這一時期的文稿，對於黨和國家具有重要的文獻和史料價值，對做好今后的相關工作也具有重要借鑒意義。賀國強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后，許多同志提出將文稿結集出版的希望和建議。參照以前退下來的中央領導同志的做法，人民出版社建議編輯出版賀國強的有關文稿，得到了他的同意，也得到了中央有關領導同志的贊同和支持。
《文集》的編輯工作是在賀國強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2012年11月下旬，文集編輯工作小組成立，主要由賀國強的秘書、老同事和以前為他從事過文稿服務的同志組成，共7人。賀國強要求，《文集》編輯時，一是要把握政治方向，與中央要求保持一致﹔二是尊重歷史情況，不增寫，實事求是，不刻意拔高﹔三是突出重點，文風朴實，有針對性和可讀性。
黃書元說：“在整個編輯過程中，賀國強同志先后主持召開了7次編輯小組會議，研究遇到的重要問題。無論是文集整體框架設計、篇目選擇，還是內容取舍、標題修改，他都親力親為，反復斟酌。半年時間中，賀國強同志有29天和大家一起研究討論《文集》編輯工作，這還不包括他自己單獨審看、修改的時間。”
黃書元說，正式進入出版環節后，人民出版社成立了編輯小組、出版小組和發行小組，進行了6次專業審讀，7次專業校對，嚴把質量關。
這本書的出版恰逢其時
黃書元說，從這本書中，讀者不僅可以了解到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重大決策部署，還可以領略到深邃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領導藝術，學習到正確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方法﹔讀者不僅在黨建方面獲得教益，還可以學到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黨的十八大以來，十幾位省部級以上高官被查處，中央懲治腐敗的決心可見一斑。日前，中共中央印發《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13—2017年工作規劃》，從總體目標、作風建設、懲治腐敗、預防腐敗、加強統一領導等五個方面闡釋了未來五年反腐頂層設計，清晰傳遞出中央懲防腐敗的新思路。
習近平同志曾撰文：“在歷史的長河中，那些帝國的崩潰、王朝的覆滅、執政黨的下台，無不與其當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踐德有關，無不與其當權者作風不正、腐敗盛行、喪失人心有關。”
黃書元說：“翻開《賀國強黨建工作文集》，字裡行間，充滿著對黨建工作，尤其是反腐倡廉的真知灼見。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和反腐倡廉工作深入推進的今天，賀國強同志的文集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因此，這本書的出版，恰逢其時。”（記者 鄧 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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