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中國：留給2013的覺悟與迷思——對話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

　　霾是2013年中國人心中的痛。深藏於社會深處的心靈之霾、道德之霾，同樣需要“治理”。 資料圖

　　前 言

　　像以往一樣，每到年終我們都會回顧總結這一年的社會道德領域的熱點事件。與以往不同，這一次，我們讓新聞事件的盤點作為引子，更多的空間讓位於透過現象洞察背后歷史、文化、發展的深層解析，站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解讀當下熱點，為諸多迷思尋找答案，才可能最終樹立起明天的道德坐標。

　　【人物檔案】

　　公方彬，黨的十八大宣講團成員，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宣講團成員。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軍隊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教授。

　　研究中國社會道德20余年，著述系列叢書《覺悟中國》、《價值中國》、《精神中國》、《決策中國》以及《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

　　信仰共產主義。

　　普遍的道德焦慮

　　百姓不敢扶老人 與 名人找大師

　　11月，四川達州市民江先生向媒體喊冤，聲言自家孩子明明做了好事，看見一太婆上去攙扶，反倒被太婆誣賴說是被撞倒，索要賠償醫藥費。媒體報道后，太婆也來喊冤。一出事關老人道德的羅生門討論成為輿論熱點。

　　8月，馬雲自曝與大師王林的合影，進而引發外界對這位低調神秘大師的“人肉搜索”。號稱可以“隔空取蛇”的王林，被逐一扒出與多位文娛明星的合影，甚至一些官員都與大師有過交往。

　　一邊是老百姓為要不要攙扶路邊老太內心糾結，一邊是眾多名人為暗藏的欲望痴迷於求神拜師，這種幾近群體化的躁動不安，顯示出內心的焦慮普遍蔓延。

　　記者：從是否“被撞”到廣場舞地盤之爭，“大媽問題”在2013年話題不斷。出現這樣的現象，究竟是“壞”人變老了，還是老人變“壞”了？那些過去習以為常的行事方式，為什麼日益受到強烈的挑戰？

　　公方彬：即將過去的這一年裡，全國各地確實發生了多起老人訛詐的事件。但是，哪怕還有更多老人道德失范的個案存在，也不能由此把老年人污名化。這就如同盡管罪案比例更高，我們依然不能以個案、群案來污名和否定一代青年。

　　由於道德價值體系出現紊亂，人們難以找到穩定的價值體系、價值坐標和行為規范，內心的虛無造成行為上的反道德，內心的焦慮需要在現實中找到投射。從歷史上看，中國的傳統文化或倫理道德的范式中，一直把老人當成道德的標識和引領者。一旦這一群體出現道德墮落的問題，很容易讓人們以審丑的心態去炒作放大，並以此作為社會墮落的佐証。

　　與此同時，審丑的心態已經開始成為這個時代大眾心理的一部分。比如郭敬明導演的電影《小時代》，裡面呈現的價值觀甚至讓美國學者都感到難以置信，卻在商業上取得巨大成功，連有關郭敬明早年抄襲的異議也被徹底淹沒，反而被有的自詡“前衛”的媒體追捧為新一代商業精英。

　　可以想象，一旦社會都熱衷於迎合和滿足這種審丑欲望時，原本存在的欺詐和丑惡遭到幾何倍數的放大，社會的信任度必然降低。長此下去，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疑——人性中還有美的存在嗎？

　　記者：相對於普通人的這種道德焦慮，很多成功人士的精神世界也並不像我們想象中的安逸。比如，“王林大師”的持續發酵，讓我們看到像馬雲、趙薇這樣的成功者，似乎同樣在熱衷尋找“神秘力量”。在所謂的上流圈子裡，這種心態和舉止已經成為很流行的現象。

　　公方彬：在精神世界中，其實並不存在名人或草根的區別。能否找到精神歸宿，不決定於社會地位高低、知名度大小。就像品德修養，這是一個無限的運動，有始無終。即便是官居高位的掌控權力者，一旦精神缺失，也會發生蛻變。每個階層的人都有自已的困境，走出困境都需要找到精神與物質的平衡點。一些成功人物熱衷追尋某種 “神秘力量”，恰恰說明社會主流或主導精神的缺失。

　　上升到更高層面看問題，我們黨同樣也面臨著信仰危機的挑戰。過去，革命階段有犧牲，而犧牲帶來神聖感，進而形成和強化信仰。當下，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不需要以生命為代價的犧牲，信仰的強化就成為無法回避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因此，找到真正的精神歸宿，建構好符合時代的精神大廈，已經成為當今中國最為急迫的重大命題。

　　記者：為什麼人們總體上的感覺是，當下的社會道德低於以往？當下社會的道德焦慮，為何似乎越來越嚴重？

　　公方彬：從歷史上看，中國社會一直處在打破舊的輪回的過程中。有人可能會說，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不是有過一個道德高揚的階段嗎？分析起來，當時出現的“道德復興”基於兩大原因，一個是特有的政治支撐著特殊的道德，即政治思維與政治話語系統塑造了一種異於傳統，也異於西方道德的“社會主義新道德”。另一個是中國的傳統農業經濟基礎上的倫理道德與當時的社會形態吻合，人們被緊緊拴在一塊土地、一個工廠或一個社區，不流動的社會構成了中國的熟人道德——生活在同一個環境中，失信直接影響著生存。

　　改革開放后,道德體系開始出現紊亂，原因在於構成特有道德的支撐基礎瓦解了。世界政治生態因冷戰結束而發生巨大變化，由此導致兩大價值系統和兩大話語系統乃至思維方式並行的狀況徹底改變，其中我們的價值體系遭到嚴重弱化，這必然影響著我們的倫理道德系統。龐大的人口流動和遷徙，更將中國這個熟人社會變為陌生人社會，進而將熟人道德推向陌生人道德。一定程度上，正是由於社會沒有適應這種不無紊亂的變化，直接導致價值坐標的紊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