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我的文化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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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嚴嚴實實的封閉結構中，中華文化擁有三條最大的天地之線，那也可以說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經緯。按照重要程度排列，第一條線是黃河﹔第二條線是長江﹔第三條線比較復雜，在前兩條的北方，是400毫米降雨量的分界線，也就是區分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天地之線。

我的文化考察，主要是對這三條天地之線的漫長踩踏。

黃河，我幾乎從源頭一步步走到了入海口。現在的入海口是山東東營，以前的入海口變化很多，本想一一尋訪故河道遺址，未能做到。正是在黃河流域，我找到了黃帝軒轅氏的出生地，並應邀擔任了“黃帝國際學術論壇”的主席很多年。我猜測了黃帝、炎帝、蚩尤決戰的疆場，然后又在殷墟盤桓了很長時間。當然，花時間最多的是在黃河流域尋找先秦諸子的足跡，並把他們與同齡的印度、希臘、波斯的哲人們進行對比。為了對比，我甚至歷險萬裡去一一考察那些哲人們生存過的土地，分析不同或相同的生態原因。黃河使我感受到了中華文化的基本性格，以及其中的精英人物有可能達到的思維高度。

由於氣候變化，從那個寒冷的西晉時期開始，中華文化隨著倉皇的人群一起向南方遷移，向長江遷移。遷移是被迫的，艱難的，但這是天地的指點，不能違逆。

長江也早有自己的文化。與黃河相比，它似乎對宇宙空間有更多的驚懼，更多的疑問，更多的祭拜。於是，從上游三星堆以仿佛外星人的神秘魔力所鑄就的青銅的詩，到下游良渚以隆重祭祀所刻鑿的白玉的詩，最后都集中到三峽險峻處那位叫屈原的男子的一系列“天問”。屈原在問，長江在問，人類在問。大問者，便是大詩人。自宋代之后，中國的文化、經濟中心已從黃河流域轉到了長江流域。中心難免人多，因此又有不少人南行。到近代，南方氣象漸成，一批推進歷史的人物便從珠江邊站起。

我要著重說說第三條線，400毫米降雨量分界線。這條線，讓“天”和“地”密切呼應起來。高於400毫米降雨量的，可以種植農作物﹔低於400毫米降雨量的，是草原和沙漠，適合游牧。

有趣的是，這條降雨量的界線，與萬裡長城多方重疊。可見，萬裡長城的功用是區分兩種文明，讓農耕文明不受游牧文明的侵犯。因此，這是天地之力借秦始皇之手劃下的一條界線。這樣一來，中華文明的三條天地之線，也就成了黃河、長江、長城。

從長城內側的農耕文明來看，侵犯總是壞事﹔但是，從長城外側的游牧文明來看，用馬蹄開拓空間，正是自己的文明本性，不應該受到阻攔。於是有戰爭，於是有長城，於是有一系列奇特的歷史。

干燥和濕潤發生了摩擦，寒冷和溫暖拔出了刀戟，馬鞭和牛鞭甩在了一起，草場和庄稼展開了拉鋸……

沖突是另一種交融。長城內外的沖突和交融正是中國文化的核心主題，其重要，遠遠超過看起來很重要的邦國爭逐、朝代更替。我平生走得最多、寫得最多的，也恰恰是這些地帶。

例如，我反復考察了鮮卑族入關后建立的北魏，發現它不僅保護了漢文化，而且讓漢文化具有了馬背上的雄風，與印度文化、希臘文化、波斯文化結合，氣象大振，使中國終於走向了大唐﹔我還反復考察了清代康熙皇帝建立的熱河行宮，發現它不僅年年讓統治集團重溫自己的起步生態，而且還讓各種生態友善組合，避免沖突﹔我又考察了敢於穿越長城北漠、溝通千裡商貿的晉商故地，明白了中國本來有可能通過空間突破而獲得財富，提升生態……我的這些考察所寫成的文章，都在海內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基於對長城內外異態文明的興趣，我漸漸對一切異態文明都產生了向往。隻要有機會就會一次次趕去，考察它們的對峙和結親，並追蹤后果。為此，我孤單的足跡，遍布了雲南、廣西、貴州、遼寧、黑龍江、吉林、內蒙古，以及我非常喜愛的新疆。按照傳統漢族學者的說法，那是邊緣地帶、邊外地帶，甚至干脆說是“無文地帶”。他們錯了，因為最重大的文化現象，都產生於異態對接之中。小文在他們身邊，大文在遠方曠野。

我的生命起點，出現在長江流域﹔我的文化基礎，倚重於黃河流域。過了很久才發現，我的遠年故鄉，應該在甘肅武威，也就在400毫米降雨量分界線外側。這一來，這三條天地之線，也成了我自己的生命線。

恍然大悟，原來從祖輩開始，就是一隊生態流浪者。我怎麼會那麼決絕地辭職遠行到甘肅高原，以“文化苦旅”來延續生態流浪？似乎是冥冥中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