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的獨特革命道路，是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最大貢獻。過去，在我們研究毛澤東這一偉大貢獻的時候，比較多地集中在當年被稱為“農村武裝割據”的道路上。其實，還有一個重要的課題也應該研究，這就是毛澤東“奪取全國政權”的思想。因為這條正確的革命道路，不僅包括創造性地把革命的重點放在農村，而且能夠適時地奪取全國政權並創造奪取全國政權的民主形式。
“奪取全國政權”的思想是中國革命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確實，“農村武裝割據”反映了近代中國基本國情的要求。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中國，隻有發展黨領導的人民武裝，通過廣大農民直接參與的土地革命，在農村建立紅色政權，實行“農村武裝割據”，才能星星之火不斷燎原。這是毛澤東創造的一條不同於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道路的獨特的革命道路，是最后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的唯一正確的道路。過去，在我們研究毛澤東這一貢獻的時候，比較多地研究“農村武裝割據”的條件和要求以及根據地建設等問題，是正確的。
但是必須指出，這樣的研究僅僅是“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這條道路的上半截即“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而沒有研究這條道路的下半截即“奪取全國政權”的思想。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總結中國革命經驗，完整地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不僅包括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而且包括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思想。《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篇經典著作系統論述了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由國情所決定的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和前途，論述的重點是中國革命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另一篇經典著作《新民主主義論》，系統論述的是根據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和道路，我們應該建立的是由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構成的，既不同於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又不同於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而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盡管這是過渡的形式，但是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也就是說，我們不是為革命而革命，我們的革命是有目的的，這個目的就是讓人民當家作主，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新型民主政權。
從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經典著作和毛澤東一系列關於中國社會和國家建設目標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注意到，毛澤東已經明確提出，共產黨開辟“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最終是要奪取全國政權，在全國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民主政權。毛澤東領導我們黨在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道路的全部經驗，可分兩大部分：一是在敵強我弱的態勢下，把工作的重點放在農村﹔二是在敵強我弱態勢發生根本變化的條件下，適時地把工作重點轉向進城，奪取全國政權，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政權。
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毛澤東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這一獨特的革命道路，不僅包括他創造性地把革命的重點放在農村，實行“農村武裝割據”的思想，而且包括他關於適時奪取全國政權和奪取全國政權的民主形式等非常重要的思想。
民主建政是“奪取全國政權”的基本要求
對毛澤東“奪取全國政權”的思想，西方有些人歪曲他提出的“槍杆子裡出政權”的思想，污蔑我們是依靠槍杆子支撐的極權制度。他們完全不懂得，中國共產黨拿起槍杆子，是因為我們的敵人手中不僅拿著槍杆子，還用這個槍杆子屠殺人民。我在國外的一次演講中曾經回答過這一問題。
“槍杆子裡出政權”這個話確實是我們說過的，時間是1927年8月7日。為什麼要說這個時間呢？因為在這之前，1927年4月12日中國發生了一件大事，國民黨的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這件事情迫使共產黨人在那年8月1日拿起了槍杆子，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也就是說，“槍杆子裡出政權”是嚴酷的形勢迫使我們作出的決定，並非共產黨人迷戀暴力。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民主力量的代表，作為一個長期為民主而奮斗的黨，在戰場上取得決定性優勢的時候並沒有憑借槍杆子的力量獨霸政權，而是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一起，採取民主的方式，共同來建立新中國。
可以這樣說，毛澤東的“奪取全國政權”的思想，就是武裝推翻舊政權、民主建立新政權的思想。
人們熟知的毛澤東與黃炎培的窯洞對話，講的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所追求的“民主新路”。當年，毛澤東邀請黃炎培等人到他住的窯洞裡作客。毛澤東問黃炎培來延安考察有何感想？黃炎培坦然答道：“我生六十余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於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毛澤東的回答是：“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是這樣說，這樣想，也是這樣做的。需要注意的是，他提出的“民主新路”，是“人人起來負責”的民主，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最大多數人的民主，不是一部分人的民主，更不是少數人的民主。或者說，這種民主不是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不是名義上人人都有一票而實際上有許多限制並非人人都能夠享有的民主。這是一種全新的民主，是毛澤東所說的人民民主。
在黨的七大，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根據當時的形勢，曾經設想建立包括國民黨在內的“聯合政府”作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權形式。可是，在抗日戰爭勝利后不久，蔣介石國民黨就發動了不得人心的內戰。但由於這場內戰逆歷史潮流而動，到1947年秋，人民解放軍已經在解放戰爭的戰場上掌握了主動權，加上我們黨在根據地實行土地改革，在國統區領導人民開展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斗爭，全國范圍內的人心所向已經發生了有利於我們黨的根本變化。這意味著，一個極其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到來了。黨中央決定奪取全國政權，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在這個決定中國歷史命運的時刻，有一件事是值得重視的，毛澤東十分警惕在黨內出現的“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狹隘口號，及時提出要同黨領導的統一戰線中的各個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一起，通過廣泛的民主形式、民主的途徑來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國。
所以，我們說毛澤東開辟的中國革命道路中所強調的“奪取全國政權”思想，是武裝推翻舊政權、民主建立新政權的思想。民主建政是“奪取全國政權”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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