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毛澤東與中國夢

　　[作者簡介] 李君如(1947-)，男，浙江寧波人，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摘要] 任何脫離中國實際的夢想，都是無法實現的空想，都不是我們追求的符合天經地義的中國夢。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為武器，深刻批判不問政治的“幼稚的夢”、“學西方的迷夢”、資本主義救中國的“夢囈”、“左傾的純主觀的想頭”等空想的“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一項充滿科學精神的偉大事業，必須堅持從中國的基本國情、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必須克服悲觀論點和急躁情緒，一定要以科學的態度來等待。

　　[關鍵詞] 中國夢; 民族復興; 科學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在提出和論述要為實現中國夢而奮斗的時候，明確地指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中國夢，凝聚和寄托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回顧歷史，毛澤東和以他為代表的一代杰出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中國夢的實現作出的歷史貢獻是開創性的。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之際，回顧和研究毛澤東在中國夢問題上的基本思想，對於我們今天深化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具有重大的意義。

　　中國夢不是空想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一步一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為了救亡和發展，各種各樣的救國方案，彼此較量;各種各樣的發展夢想，應運而生。從林則徐、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到康有為、梁啟超的戊戌變法，再到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都在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振興中華”的口號，最初就是孫中山提出的。

　　而且，這種民族復興之夢，是一種具有廣泛性的民族追求。1910年，一位出生在現今上海市青浦區的32歲青年作家陸士諤創作了一部幻想小說，題目就叫作《新中國》。他講述了主人公陸雲翔在醉夢中與妻子李友琴游覽100年后上海舉辦的“萬國博覽會”的見聞。這件事反映的就是當年中國人的中國夢。

　　1932年11月，在全國享有盛譽的《東方雜志》發起過一場主題為“於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夢”的征文活動，征求兩個問題的答案：(一)先生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怎樣?(二)先生個人生活中有什麼夢想?由此引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征“夢”活動。1933年出版的《東方雜志》頭兩期，以大篇幅刊出了144人的“夢想”，其中包括柳亞子、巴金、鄒韜奮、郁達夫、老舍、林語堂、梁漱溟、張申府、俞平伯、鄭振鐸、葉聖陶、張君勱、茅盾、胡秋原、曹聚仁、朱自清、周谷城、陶孟和、章乃器、周作人、徐悲鴻、楊杏佛、馬相伯、李石岑、何思敬、洪深、張耀曾、謝冰瑩、顧頡剛、羅文干、陳翰笙、施蟄存等大批人人熟知的知識分子。柳亞子夢想的未來中國是大同世界的一部分，“沒有金錢，沒有鐵血，沒有家庭，沒有監獄，也沒有宗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謝冰瑩說：“我夢見一個沒有國界、沒有民族、沒有階級區別的大同世界;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社會主義國家。”羅文干希望“政府能統一全國”，“土匪絕跡，外患消除，四民安居樂業”。施蟄存夢想的未來中國“是一個太平的國家，富足，強盛”。作為193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領軍人物魯迅沒有參加這次夢想征文活動，但他看到《東方雜志》的征文專欄后，寫下了一篇《聽說夢》的雜文來談自己的感想：“他們不是說，而是做，夢著將來，而致力於達到這樣一種將來的現在。”

　　毛澤東從年輕時代開始，就胸懷大志，要為“改造中國和世界”[1]而奮斗。在他找到並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后，有了這一“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2-1]，把宏大的志向建立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與此同時，他注意到各個階級有各個階級的中國夢，各個人有各個人的中國夢，並非所有的夢想都是合理的、正確的。

　　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他以馬克思主義為武器，對種種空想類型的“中國夢”作了深刻的批判。

　　——不問政治的“幼稚的夢”，不是我們的中國夢。自從中國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戰敗，怎麼改變中國積年形成的落后挨打的局面，一代又一代愛國志士提出了“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等各種各樣的民族救亡和振興的設想，有的還義無反顧地付諸行動。但是，實踐使他們處處碰壁，要想不問足政治，不經過革命，不改變社會制度，就實現“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完全是一個難以圓滿實現的空想。毛澤東在1945年黨的七大指出：“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裡，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許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學家和學生們，他們埋頭於自己的工作或學習，不問政治，自以為可以所學為國家服務，結果也化成了夢，一概幻滅了。這是好消息，這種幼稚的夢的幻滅，正是中國富強的起點。”[3]

　　——“學西方的迷夢”，不是我們的中國夢。長期以來，我們許多人以西方列強為參照物來設計和提出改變國家落后命運的種種設想，以為中國的前途就在“向西方學習”中。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描述了當年的情景。他說：“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比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特別是，“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毛澤東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2-2]。因此，一味“向西方學習”的夢，是一種“迷夢”，而不是我們要的中國夢。

　　——資本主義救中國的“夢囈”，不是我們的中國夢。在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有一個聲音：發展資本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中國改變貧窮落后面貌的出路。一直到中國革命勝利的曙光已經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時候，還有人主張走所謂的“第三條道路”。然而，辛亥革命的失敗，已經告訴了人們，資本主義不能救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后兩種命運的決戰，又告訴了人們，“第三條道路”走不通。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現在的世界潮流決定了“要在中國反帝反封建勝利之后，再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豈非是完全的夢囈?”[4-1]他在1947年還說過：“如果說，在一九四六年，在蔣介石統治下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中，還有一部分人懷著所謂第三條道路的想法，那末，在現在，這種想法已經破產了。”[5]

　　——“左”傾的“純主觀的想頭”，不是我們的中國夢。在大革命失敗后，我們黨內出現了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一次革命論”;在抗日戰爭中出現了“舉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觀點;在解放戰爭時期又出現了由封建經濟直接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民粹主義。這些“左”的觀點，充滿了理想主義的色彩，都希望中國快一點發展到社會主義，實現我們的夢想。但是，由於它脫離了中國的基本國情，違背了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客觀規律，都給黨的事業帶來了損失。毛澤東對此十分警惕，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已經指出，這是“純主觀的想頭”，是“空想”[4-2]。在黨的七大，他在闡述中國要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這一問題時，尖銳地指出：“民粹主義在中國與我們黨內的影響是很廣大的。”他的結論是：“隻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6]

　　毛澤東的這些論述深刻地告訴我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各個階級、各種人物會提出各種各樣的理論、設想和方案，盡管他們都自以為可以拯救中國，可以發展中國，但夢想絕不是空想。任何脫離中國具體實際的夢想，要麼是“幼稚的夢”，要麼是“迷夢”，要麼是“夢囈”，要麼是“純主觀的想頭”，都是無法實現的空想，都不是我們追求的符合天經地義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