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提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這是自1989年通過后，這部法的首次修改。針對此次修改，新京報記者日前採訪了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薛剛凌。
【立法之初】
行政訴訟案一直遭遇執行難
新京報：在三大訴訟法中，行政訴訟法是最晚制定的，這是什麼原因？
薛剛凌：從上世紀70年代末，就有一些單行法律規定對行政機關的行為不服，可以到法院起訴，在試行的民事訴訟法中也有一些規定。到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發現審行政案子有很多特殊原則，比如說舉証規則、可不可以調解等。在民法通則通過后，開始著手制定行政法。但是后來發現，制定綜合行政法比較難，而制定行政訴訟法相對可行，也很必要。
新京報：為什麼當時要制定一部行政訴訟法？
薛剛凌：行政訴訟是個外來詞匯，在過去，公共秩序的維護靠倫理和行政命令，沒有“民告官”。經濟改革以后，企業要從政府脫離，需要保障社會人、企業人的獨立。“文革”結束不久，社會還保存著對權力的恐懼，國家治理也需要從倫理治國轉向法律治國，需要行政訴訟。
新京報：在制定這部法律的時候，爭議大不大？
薛剛凌：當時對“民告官”沒有爭議，也就是將行政訴訟制度定位為救濟法。爭議較大的問題包括受案范圍的大小、部門的規章可以不可以作為審案依據等。
新京報：對這個法律，當時的社會評價怎麼樣？
薛剛凌：當時有一段宣傳還是很到位的，得到了社會的充分認可，但是在執行過程中就一直磕磕碰碰，執行起來比較難。
新京報：法律通過后，行政訴訟有沒有明顯的增多？
薛剛凌：沒有大規模的增長，不同地方情況不同。比如山東、河南就很多，這些地方在法律實施之前就特別多。
【實施情況】
案件主要涉及征地拆遷
新京報：你認為這部法律制定的時候有什麼遺憾嗎？
薛剛凌：當時對行政訴訟理解得很窄，法律規定隻有當個人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才能提起訴訟，如果行政機關侵害的是公共利益，就不能提起訴訟。而現實中有許多違法行為不直接侵害個人利益，但損害公法秩序，就進不了訴訟程序。在國外，行政訴訟大多有雙重功能，一是保障公法秩序，二是救濟行政相對人。我們把行政訴訟簡單地理解為救濟制度，這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我們誤讀了。國外的行政訴訟中，不僅有“民告官”，也有“官告官”。
新京報：為什麼我們會把范圍縮小了？
薛剛凌：當時的研究有限，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了解不夠。比如，法國的當事人個人權益訴訟，隻佔到了行政訴訟的25%。
新京報：把行政訴訟定位為“民告官”有什麼問題？
薛剛凌：限制了行政訴訟在保障公法秩序方面的功能，比如中央對地方的法律控制，在國外也是依賴行政訴訟來實現的，我國這方面的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另外，簡單的“民告官”定位，很容易造成法院和政府對抗。實際上，行政訴訟的功能也應有維護公法秩序的維度，在這一點上，法院和行政機關有共同的一面。
新京報：在這20多年裡，行政訴訟發生了什麼重大的變化？
薛剛凌：上世紀90年代更多的是針對行政機關亂處罰、亂收費。還有和人身權利有關的案件，比如對勞動教養處罰不服，涉及財產要少一些。
后來城市化進程加快，現在的案件，主要涉及征地、拆遷、社會保障和工商認定等案件，主要和財產權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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