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問題】
百姓勝訴難與制度打架有關
新京報：行政案件受理難，以往當事人拿著起訴書去法院起訴，法院不受理，也不出具裁定，當事人就沒有辦法。現在修正案草案要採取“登記制”，是否能解決這個問題？
薛剛凌：現在不大好說，要看登記制度的剛性程度。法院不給登記怎麼辦？上級法院也不受理怎麼辦？
新京報：老百姓行政訴訟勝訴難，是法院的問題？政府的問題？還是法律的問題？
薛剛凌：問題不完全在法院，也與制度“打架”有關。比方說房子拆遷，征地流程特別長，沒有兩三年跑不下來。而項目管理方面，如果長時間不拆，項目資金就要拿走，這兩套制度不對接。一些地方政府就先斬后奏，先拆先征，程序違法，不違法沒法辦。如果起訴，政府會把苦衷說得很清楚，法院支持還是不支持，就很糾結。
新京報：有一些案子，雖然法院判決老百姓勝訴了，可是問題還是得不到解決，依然不停上訪。
薛剛凌：問題在於現行制度設計有一些問題，我把它歸納為“主觀訴訟、客觀裁判”。當事人認為自己的權利受到了損害，進入訴訟程序，而法院卻對行政機關的行為進行合法性審查，對當事人的權利要求不直接回應，結果案結事未了。
新京報：能舉個例子嗎？
薛剛凌：曾有個城市的房管局通過售房委員會出售公房，一個購買者買了房，好幾年房產証都沒有拿到，后來查到有官員把這個房子弄到自己名下了。法院最后把官員的登記行為撤銷了。本來撤銷之后，就應該給這個買主登記，但是有關部門就是不給他登記。
為什麼不給登記？按照當時程序規定，需要售房委員會討論批准才能登記，但是現在委員會早就不存在了，所以永遠不可能再恢復這個程序，他登記不了，法院又不能直接命令房管部門登記，結果他就不斷來告。這就是典型的不回應當事人權利，這個制度本身有缺陷。案子審完了，事情還是不能解決。
新京報：有觀點認為，行政案件難審跟法官素質也有關系，你怎麼看？
薛剛凌：目前全國的行政審判法官大約有兩萬多人，有些行政審判法官沒有政府工作經驗。我不主張學生畢業直接當法官，尤其是行政訴訟，面對的都是有多年經驗、經過許多歷練的官員，辦案比較棘手。
【專家建議】
可為反映問題建設網絡平台
新京報：有些地方探索行政一把手出庭應訴，這是否有助於破解行政訴訟難？
薛剛凌：一把手坐在被告席，其實有利也有弊。利，是領導重視，社會宣傳效果好，對下面也是監督。弊在於，如果訴訟多了，太佔用時間，而且一把手上去可能是“擺設”，訴訟需要有很專業的知識和技巧，一把手不一定很專業，實際上讓他坐在那“受審”，無形中增加了他的抵觸和畏難情緒。
新京報：在你看來，部委和地方政府哪個更難告？
薛剛凌：部委相對好一些，因為法院“不怕”部委，它的人、財、物不受部委控制。另外，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部委更能接受行政訴訟，接受敗訴。
新京報：在行政案件上考核會不會起到推動作用？
薛剛凌：有些地方考核起訴率多少，敗訴率多少，直接影響官員的升遷，讓官員把行政訴訟當做負面的東西。實際上，一些行政爭議是因為雙方對法律的理解有所不同，這是很正常的，不科學的考核阻礙行政訴訟的運行。
新京報：對破解立案難，除了立法，你還有什麼建議？
薛剛凌：我在想可否做一個網絡平台，類似於行政許可的申請平台。老百姓到法院起訴，經過法定程序就是不受理的，可以上這個平台實名申請以及反映問題。通過這個平台，有監督權的機關能夠掌握情況，實施有效監督。
如果某一個地方，有很多案件不受理，可以請專家來評判，這就逼著法院受理，不受理就要承擔不利后果。這也有利於對地方行政機關的監督。
新京報：現在行政法體系上哪些環節上還有不足？
薛剛凌：行政組織法缺口很大，現在新一屆領導人強調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結構的現代化，應該說，迫切需要加強行政組織的立法，這是實現國家治理結構現代化的基礎。
新京報：有些地方嘗試制定行政程序法規，國家層面有沒有必要制定一部行政程序法？
薛剛凌：當然必要，但是否條件成熟，需要研究。行政程序法的實施，需要精細化的運作，成本比較高，但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 大事記
●1989年4月4日
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行政訴訟法，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
●1991年7月11日
試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分別就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管轄、訴訟參加人等12方面問題作出規定。
●2002年10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關於行政訴訟証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分為舉証責任分配和舉証期限、提供証據的要求、調取和保全証據、証據的對質辨認和核實、証據的審核認定、附則等六部分。
●行政訴訟法出台后
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許可法等規范行政權力行使的法律相繼出台。
（記者 宋識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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