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研究
民族國家的興起（法蘭西、英格蘭等）與民族國家的缺失（德意志、意大利等），一向是政治史研究的傳統。
關於民族的起點，在中世紀學與近代學之間存在著爭議。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近代學大量書寫19世紀晚期以來的民族與民族主義運動，認為形成定義的民族出現在近代世界。近代學否認民族在中世紀的存在，用“部族”一詞指稱“前民族”狀態以及近代世界的一些“前民族”。這樣的路徑將論証鎖定在一個循環之中：不可能在10世紀或15世紀的歐洲找到19世紀的民族﹔如果沒有找到，就表明民族不存在於10世紀或15世紀。這樣的研究試圖解釋的是現今世界，而中世紀學面臨的是迥然不同的世界。
中世紀學需要顛覆近代學把持的民族定義，創造出一個適合中世紀語境的民族概念。但是民族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概念。什麼是中古世界的“民族”？如何對中世紀的民族進行辨認？這項研究目前處於起步階段（至少以英語寫作的學者是如此），如何發展成熟尚不得而知。迄今為止，討論民族形成理論的主要成果用英文寫成，卻是以德意志作為核心論題。這項研究尋求一種廣義的民族認同，認為在15世紀的德意志出現了真正的民族主義者，民族構建的進程已經開啟。
物質文化研究
物質文化是對實體物品的研究，包括藝術品、書籍與手稿、出土文物、房屋建筑等。物質文化研究關注的重點是實體物品的用途與象征意義，旨在揭示物品存在於其中並且使用於其中的社會。作為研究對象的物品不一定精美，可以是農民家庭的日常生活用品，也可以是貴族家庭的物品。借助於實體物品可以將物質文化研究轉換成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例如，西妥會修道士房屋建筑的意義﹔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品需求所體現的社會環境以及消費主義的興起﹔追蹤某一本書的流轉易手，借以分析當時人對待文化的態度或者書籍持有人的社會與文化經歷﹔借助於實體物品考察中世紀晚期天主教信仰的物質載體以及嚴重的物化傾向等。
物質文化研究並非全新的研究領域，只是將世界各地博物館對於中世紀收藏品的研究拓展到對於物品背后精神世界的探尋。然而物質文化研究的解讀角度與視野是全新的，必將對中世紀學其他領域的研究產生影響，也可以增進非專業人士對於中世紀的興趣。
“全球化中世紀”研究
“全球化中世紀”的創建者，是從事非洲、亞洲或者拜佔庭、中東研究的學者。與歐洲中心論的傳統視野不同，在這些學者看來，歐洲並非一個自成一統、與世隔絕的地域，而是位於世界的邊緣，與其他地域之間存在著某種關聯。
“全球化中世紀”提出了走進中世紀的全新路徑，關注於物品、人群、思想之間的關聯與流動，主要致力於構建各地之間的商業聯系與經濟交流。這樣的研究有可能為中世紀創建一種“全球化”的經濟體系，其中居支配地位的是印度洋商路與橫跨亞洲的絲綢之路。在這個經濟體系中，歐洲只是一個小角色，因為歐洲距離這個體系的中心是如此之遙遠。這一選題的明智之處，不僅在於降低了研究難度，因為經濟與商業的交往最容易追溯，而且可以規避一個核心問題——中世紀的人們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世界之廣大？涉及長途貿易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即使貨物的販運貫穿了商路全程，商人也只是階段性而不是全程參與﹔商品貨物的最終消費者可能並不了解貨物的來源地，因為貨物的起點與終點兩端之間並不存在直接的聯系。這樣的研究無需“全球主義”參與其中，無需對於已知的陸地與海路以外世界的真正了解。
斯旺森教授在講座中討論了中世紀學的最新發展動態，大量內容不僅涉及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問題，而且具有引領未來學術發展方向的意義。中世紀學的基本特征是合作與跨界研究，因而中世紀學的發展需要超越傳統的學科領域界限，突破地理劃分與時間分期的局限，採用綜合性路徑走進中世紀，這是斯旺森教授在講座中反復強調的主題。（劉城）
（羅伯特·斯旺森（Robert Swanson）
師從享譽國際的沃爾特·厄爾曼教授（研究中世紀教皇史與中世紀政治思想史），1976年在劍橋大學獲博士學位，自1979年起在英國伯明翰大學任教，現為中世紀教會史教授，有大量著述論及1100—1530年歐洲（尤其是英格蘭）的宗教與社會，其中包括《在中世紀晚期英格蘭發行的贖罪券：進入天國的護照？》《中世紀晚期英格蘭的教會與社會》《歐洲的宗教與虔誠：1215—1515》（龍秀清、張日元譯）等。自2003年以來，斯旺森教授每年前來中國訪問，先后在多所大學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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