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是指導我國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深化“五位一體”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這不但是一個新提法、新論斷，而且把對市場機制的認識提到了一個新高度，是進一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的新指針，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預示著經濟體制、經濟運行機制以及與之相應的經濟增長方式將發生更加深刻的變化。

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探討與實踐

改革開放以來，有關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以及如何更好地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的討論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到底是政府“有形的手”多一點，還是市場這隻“無形的手”多一點，在實踐中也經歷了一些曲折和反復。自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以來，我國國民經濟朝著市場化的道路向前邁進，以世界矚目的成就驗証著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偉大實踐和傳奇歷程，為轉型國家提供了成功經驗。

在經濟發展中，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市場的自發調節機制，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有形的手”和“無形的手”，如何在市場經濟中更好地揚長避短，體現優勢，發揮各自作用，是世界上不少國家經濟發展中面臨的現實問題。在經歷過幾次金融動蕩和主權債務危機后，各國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以及對市場經濟的認識進一步加深，過於強調政府作用和過於強調自由市場經濟的論者都在總結經驗，加強研究，以期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案。

西方經濟學界阿羅和德布魯等人的觀點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市場經濟可以實現有效的資源配置，這個論斷徹底解決了市場經濟與效率目標的關系問題。但同時也存在與此相反的觀點。主張計劃經濟的學者朗格同樣証明了，計劃經濟也可以達到有效的資源配置結果。但無論如何，幾十年來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以及近年來經濟理論本身的發展和完善，使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雖然計劃經濟可以在某一時段或某種條件下能夠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但是經濟決策所需要的信息常常是分散的，有時甚至是不准確的。在此基礎上的資源配置結果也就無法達到最優。前蘇聯高度計劃經濟中的中央政府對企業生產事無巨細地進行微觀管理的經驗教訓就是實例，其結果常常是“瞎指揮”和物資供應的全面短缺。所以，以斯蒂格利茨為代表的強調轉型的經濟學家認為，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市場競爭機制比產權制度更重要，決定經濟績效的因素更主要地在於市場競爭機制，而不是產權或私有化。這個論點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市場機制和充分的市場競爭的重要意義。

近年來國內外經濟發展的經驗表明，單純依靠政府計劃或單純依靠市場自發力量都難以實現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而且在現實生活中，嚴格意義上的計劃經濟和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都缺乏存在的基礎。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目的就是要把市場機制中的一切積極方面充分釋放出來，與此同時，政府的作用就是著力培育市場體系並抑制市場本身的消極方面，也就是三中全會的決定所說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從而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首先，這體現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市場經濟認識的深化和發展。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明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提法本身就是對二十多年來沿用的“基礎性”作用提法的繼承和發展。

其次，發揮好市場機制的作用是經實踐所驗証的一條成功之路。經過35年的快速發展，中國經濟已經走到了新的起點，這是我們討論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新的時代背景。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人均GDP2011年達35083元（約合5432美元），標志著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我國的農業比重降到10.1%，工業比重達到46.8%，與此同時，城市化率達到51.27%。這意味著中國已經從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所取得的進步與市場化進程如影隨形，密不可分。

第三，在新的起點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意味著要盡可能擺脫傳統的主要靠政府擴大投資、土地財政以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老路，更多地調動市場和民間的力量，形成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發展環境。這對各級政府提出的要求就是，改革創新體制，加快職能轉變，破除審批多、辦証多、檢查多、收費多、罰款多的體制機制障礙，把調控和管理的著力點放到發揮市場、企業、社會力量的作用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