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由基礎性作用轉向決定性作用的幾個焦點問題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確立進程中，不可避免地面臨著諸如生產要素市場發育不全、市場秩序不規范、市場規制不健全，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盛行、市場競爭不充分等問題。同時政府又花了很大力氣去辦那些原本可以交給市場而且效率會更高的事情。如何厘清政府和市場的界限，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加法”，這是處在深水區的中國改革必須跨過的難關。目前的焦點主要是：

生產要素市場（土地、資本、資源性產品等）的市場化改革滯后，各類要素價格實際處在“半市場半統制”狀態，給一些地方和部門的尋租、設租提供了機會，這是改革的最大阻力。在利益固化情況下，一些地方和部門希望看到的正是這樣一種“管制可以帶來利益，市場又可以變現”的格局。對擁有雄厚資本的外資企業開放，對民間資本和個人創業則增設關卡，造成市場機制的嚴重扭曲。盡管國務院自2001年啟動行政審批改革后已第六次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項目，共取消和調整了2497項行政審批項目，佔原有總數的69.3%，但一些地方仍熱衷於增加審批、收費和罰款項目，大大挫傷民間創業的活力和積極性。

作為市場經濟重要微觀基礎的國有企業改革遠未到位，特別是壟斷性行業改革滯后，加劇了市場和價格機制的扭曲。目前我國壟斷行業的改革和拆分，大多僅僅引入有限競爭，而不是充分競爭，對於壟斷行業打破壟斷、真正引入競爭機制作用不大。一些基於存量資產的重組和拆分，有時反而形成新的寡頭壟斷、聯手壟斷和價格聯盟，消費者很難從中得到實惠。即使這種競爭產生了一定的新增效益，但主要是在壟斷企業間的轉換，很少由外部新的生產能力所共享。從產權結構看，壟斷性行業基本上是國有資本“一股獨大”。據中國統計年鑒有關行業固定資產投資的統計，民間資本的進入微乎其微。在鐵路運輸業僅佔2.1%﹔電信和其他信息傳輸服務業佔3.7%﹔航空運輸業2008年為2.5%，2010年反而下降到0.5%。

政府職能的越位、錯位與缺位並存，管理方式滯后於“五位一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需要。政府一方面陷入大量微觀事務中，甚至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受自身利益牽扯而無法做到公平公開公正，另一方面則表現為職能缺位，在維護市場秩序、加強監管、保障民生等方面形成欠賬。有時還把某些機構的調整等同於改革和轉變職能。由於在管理上不能擺脫路徑依賴，因而也很難走出“放——亂”、“管——死”怪圈。同時尋租設租的積極性卻很高。如中部地區某市成立“饅頭管理辦公室”，對所有加工經營饅頭的集體和個人，一律實行行政審批制度。每個許可証交納1100元的“辦証費”。經營者每天必須在“饅頭辦”指定的面粉經營部門購買六十袋以上的面粉（每袋由面粉經營部門給“饅頭辦”提成五角）。類似這樣的經營環境是不可能激發民間創新創業積極性的。

激勵不兼容造成政府部門“上熱、中溫、下冷”，與群眾接觸最多的基層窗口單位常常成為滿意度最低的地方。從公共管理角度看，公務人員可能會受到公共利益的激勵而工作，但他們本身又是社會的一員，因而並不都是純粹的、大公無私的，而是要為自己的晉升或所在機構而工作。同時官僚制組織與市場組織的區別在於：一個是強制性，一個是選擇性。它們各自建立在不同的理念之上，在職能轉變不到位的情況下，“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甚至吃拿卡要的事例必然要發生。

市場配置資源的主要路徑與政策取向

所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應當理解為市場要發揮主導性的、有相當影響力的、有導向性的、事關長遠的作用，同時要接受政府必要的宏觀調節。

一是努力形成全國范圍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創造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其中的關鍵之一是把行政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摒棄唯GDP思維，改變經濟發展以政府主導的投資和開發建設為主要帶動力量的局面，讓市場的優勝劣汰功能在解決各地產業發展同構化、同質化過程中發揮主要作用，確保投資效益。要打破地區和行業壟斷，鼓勵公平競爭，做到貨暢其流，物盡其用，合理配置，收益最大，為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和活力。

二是更多借助市場力量，逐步打破壟斷，引入競爭機制。要通過產權改革使大型國企去行政化、去一股獨大化，成為股權多元化的公眾企業。要按照市場導向調整企業組織結構和經營方式，增強市場競爭能力。進一步加快規制改革步伐，完善法律框架，改進執法效果。健全規制治理結構，使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三者權責更加明晰，在有條件的經濟領域建立專業的、具有合理監管范圍和權限的獨立監管機構。要消除對非公有制經濟有形和無形的歧視性規定和做法，放寬市場准入，實行國民待遇，拆掉“玻璃門”、“彈簧門”，鼓勵競爭，在貸款融資等方面一視同仁。

三是著力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使政府從具體的微觀經濟活動中解放出來，轉到重在提供公共產品和社會管理上來。縱觀世界許多國家的發展歷程，大都經歷了從政府統制到管理、治理、服務再到善治的過程，這應該也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這就要求在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變的同時，還要實現治理方式的轉變﹔不僅要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還要為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務。要進一步減少和規范各類行政審批，充分激活全社會的發展潛質，促進企業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主體。對於實際上還是政府機構的社會組織，要盡快轉型和脫鉤，使之真正名副其實。對於一些“老大難”問題，也要學會用“疏”的辦法，通過社會組織和民間力量找到新的出路。例如近來一些地方實行的“法不禁止即允許”和“負面清單”管理，效果就不錯。再如汽車社會中的限車問題，除了政府限行和搖號等“堵”的措施外，能否更多地借助民間力量，發起“綠色出行”活動？這種活動在發達國家很常見且很有效。循著這個思路，是可以做到“政府培育市場，市場解放政府”的。另一方面，政府要在維護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和保障民生諸多領域投入更多資源和精力，體現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

四是積極地減稅讓利，努力降低稅費負擔的“痛苦指數”，讓更多的中小企業活起來，讓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創新創業隊伍中來。拉弗曲線早就告訴我們，過高的稅率常常與想要達到的目標相反，造成稅收外流或企業經營困難。而適當減稅讓利，則會“萬類霜天競自由”，出現企業鋪天蓋地和頂天立地發展的可喜局面。

五是加強對公務人員特別是窗口單位人員的教育培訓，樹立公仆意識和納稅人意識。正是有了眾多企業和創業者產生的稅收，才有可能有公務人員的存在，這種主仆關系一定要深入到每個公務人員的思想意識之中並轉化為日常行動。要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大力弘揚先進典型，對於確實不能勝任工作或對群眾態度生硬、故意刁難的，則要堅決撤換乃至辭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