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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侃如:中國夢和中國治理

2013年12月11日14:11   來源:中國網

原標題:李侃如:中國夢和中國治理

  第一個挑戰是人口結構的轉型。中國在今后20年間會發生人口結構的極大逆轉,即從現在每5個工作人口養活一打人口,20年之后會變成隻有兩個人來養活其他人。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哪一個國家的人口結構轉型有這麼快,因此對中國的影響也將是深遠的。雖然中國經濟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但就人均水平而言還不是富裕國家。所以中國將是歷史上第一個人口老齡化后,還沒有達到人均富裕水平的國家。

  第二個重大挑戰是資源短缺。在我看來,中國面臨的最大資源短缺就是可用水。如果用國際對比的視角來看,中國的各種物理資源和自然資源,除了煤炭外,基本上都屬於人均匱乏的國家。這種資源匱乏會給中國帶來很大挑戰,也讓中國實現經濟夢想時會面臨困難。

  第三,中國正在進行信息技術革命,這一革命帶來了飛速的變化,這種變化對統治階層和國家治理的影響有著無法回避的未知性,這很有可能會對未來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中國面臨的第四大挑戰是,中國是歷史上唯一同時進行著世界上速度最快、規模最大的城鎮化和市場化的國家,而且,全球化、以及非國有行業的增長和信息革命,所有這些巨大變化都在中國同步發生。由此出現和社會緊張,社會壓力無所不在。如何應對所有這些變化對於中國的未來,對於實現中國夢的願望都至關重要。我們知道,所有這些變革都會對社會造成不穩定因素,都會帶來緊張的壓力。我們都想實現夢想,但是怎樣實現夢想是很困難的。在歷史上,我們從未看到過哪一個國家同時進行或者經歷過這麼多的重大變化。我非常敬佩中國一點,就是你們認識到了該做一些什麼,然后就會採取積極行動。

  中國面臨的最后一項重大挑戰是,由於上述的快節奏和多層次變化,導致人們對社會道德和價值觀的看法不一。我一直在研究中國歷史,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社會道德和價值觀是中華文明至關重要的方面。最近的變化節奏是如此之快,在我和一些中國朋友交流時,他們往往會表達出這種憂慮,有些人直言不知道現在中國社會的道德是什麼。社會道德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以及中國領導人面臨的重大挑戰。中國現代歷史已經証明了這一點,中國的政治體系非常有能力,而且非常注重功用和實效,並且在過去成功應對了很多重大挑戰。我提出中國面臨的前述各項挑戰,並不意味著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而是為了表達以下的觀點:即實現中國夢的道路絕非一帆風順,而是充滿了困難。

  十八屆三中全會規定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經濟改革任務,但還是沒有講到政治改革。因此,在一些西方人看來,這是一個經濟的全會,而不是政治的全會。但是,我並不認同這種看法。我認為,為了實現八屆三中全會所要求的經濟變革,可能會要求政治體系作出重大的改變。我不想在這裡討論中國要不要實現多黨制的問題,而是講真實的中國政治體系運轉,這是政治學家眼中非常嚴肅的話題。目前,中國政治體系的一個現實是:中國共產黨參與了政府和經濟的運行,包括學術討論和社會政策制定,中國共產黨這種角色的覆蓋面和深度都是其他西方國家中沒有的。

  三中全會決議闡明了一系列從現在開始到2020年的改革任務,在很大意義上來說,這個決議觸及的話題讓我們想到目前的運行機制反映了當前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運行情況。為了實現下一步改革,黨和政府也要做出一些變革。比如說,決議強調加強市場力量在資源配置和優化上的決定性作用,同時還需要加強司法體系的作用,以便能確保基本社會權利和公平。此外,還要加強所有權的保護,以便改進責任的分配,比如保護自然資源的責任。而且還要進一步減少腐敗行為,改革官僚體制,同時黨內紀律檢查的力度也要加強。此外,中國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也有所變化,以創造一個更有效率、更公平和可持續地經濟和社會結果。前幾年,中國中央政府已經賦予地方政府以更多決策權和更多的靈活性。為了增加GDP,為了提高民眾生活水平,為了獲得晉升機會,大批基層中國官員在過去幾十年中把激勵機制發揮到了極致。現在我們又面臨著不同任務,因此激勵機制也要有相應的改革,因為政府官員的政績是受激勵機制影響的。

  中國有大量縣市政府機構,與之相應的是大量行政官員。如何改變他們的激勵機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會要求進行大量的實驗,並且還要有其他一些重大改革,這些改革是前所未有的。所有這些在三中全會的決議中都有體現,要實現這些改革任務,中國共產黨就要繼續進行改革。中國共產黨就是目前中國政治體系的中心,這一政治體系的運轉也反映了黨本身的運作。為了改變政治體系,黨內也必須要進行重大改革,這樣人們才能夠分清主次,知道如何來實現中國夢。我認為這將是一個重大挑戰,要改變黨內的重大制度,也要對目前政治體系中的權利分配進行重大改變,激勵機制也要作出相應的重大改變。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目前正在逐步推出的新政策,以及這些新政策會如何推動中國夢的實現。我經常和中國的同行朋友們交流,跟他們交流的時候我就會想起十八屆三中全會和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有很大相似之處。現在西方國家有這樣一種認知,那就是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使中國走上了平穩發展的新道路。我認為這個看法有些誤解。我認為鄧小平的天才之處就在於,他清楚地知道中國必須要走的大方向,但是他的天才更在於他知道如何管理這些改革中的政治因素。1978年-90年代中期的改革過程並不平穩,一些鄧小平的盟友在重大問題上也有不同意見,所以有時候鄧小平就會做出讓步,或者等待下一個最有利的時機。這樣,鄧小平在改變中國政治體系的同時,並未中斷現有政治體系的運作。所以我非常崇拜他的智慧,他確實導引中國進入了新階段。

  我認為這也是習近平主席目前面臨的一大挑戰,他的任務也是要管理好改革過程中的政治因素,因為出人意外的事情總是不可避免。在美國,市場雖然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市場也不一定產生你需要的結果。所以除了要應對金融危機等市場產生的問題之外,還要面臨其他一些不良反映,這些不良反映可以是政治性,也可以是社會性的。對中國而言,要開展習近平主席所提出的重大變革,就需要應對黨內的很多挑戰,或者是改變一些戰略,然后才能穩步前行。

  總的來說,三中全會給了我們一個大致的未來發展方向。新的中國領導人闡明了他們對中國夢的理解,以及實現中國夢的主要因素。我認為,中國未來治理所面臨的任務非常廣泛,也沒有辦法來進行精確預測。如果中國政治體系本身不發生改變,其他任務的實現就會更為困難。我想最后指出一點作為結束語,那就是在不同領域的改革取得成功之后,這些成功本身就會改變環境,而發展環境又會改變體系,這是一個雙向的作用力。所以,隨著中國社會和經濟轉型的發展,它們將會為中國的政治體系創造出新的必須要應對的現實。作為一個來自外國的觀察員,我覺得關注中國發展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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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朱書緣、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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